丁玲这位传奇女作家的人生几乎跨越了整个二十世纪,她的命运也随着风波诡谲的二十世纪中国而几经沉浮。丁玲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得她的一生有着多重的身份与形象,其中最为人所知的莫过于前延安时期的摩登女作家形象和延安时期的革命女战士形象。20年代末,丁玲以一种五四新女性的姿态乍现于文坛,她既刻画了最终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的女学生梦珂,又描绘了充满情欲的莎菲女上。而丁玲来到延安之后,则与无产阶级革命纠结缠绕,从此便开始致力于农民和农村题材的创作。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丁玲的创作发生了巨变,与此同时,她的公众形象也由摩登女郎突变为红色中国的巾帼英雄。而实际上,除了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形象外,通过考察以报纸、期刊为主要载体的大众传媒中的丁玲报道,丁玲形象呈现更为纷繁复杂的历史面貌。丁玲在30年代逐渐被认为是左翼文学界冉冉升起的新星,左翼评论家纷纷对其左转之后的作品给予充分的肯定。1933年,丁玲被捕之后,她的形象被左翼文坛所征用,左翼文学界为丁玲写诗作传,将她指认为惨烈牺牲于黑暗强权下的革命女作家,从而丁玲的形象披上了悲情而又光辉的革命外衣。在这种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中,通过对丁玲形象的占有与阐释,左翼文学界打响了对国民党的舆论战。而当丁玲逃脱虎口奔赴延安之时,有意思的是,丁玲的形象在解放区与国统区这同属中国的大地上有了两种表征。在延安她是一手执笔一手拿枪的革命女战士,她以身披军装、头戴五星军帽的形象瞩目于红色中国。而在国统区,丁玲或是现代新女性,或是邪恶、淫荡的妖女。同一时空之下的同一个丁玲竟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表征,正是在这种矛盾之中才能发现丁玲形象背后话语建构的踪迹。丁玲的多样形象并不是实然的,她所展示的公众形象一方面是她个人的自我演绎,另一方面也是社会观念、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对她的一种想象与塑造。在这多种力量的张力之中,丁玲在报刊媒介里的形象才逐渐发展变化。丁玲的公众形象是丁玲自身思想观念的外化表征,丁玲在其个人形象的建构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主动性,特别是在延安的语境中丁玲显然有意迎合革命女战士形象的塑造,她有意展现随身携带的手枪,说话声音洪亮、行为举止豪放,竭力去除自身的女子气质,从外貌到行动都企图展现其雄性化的一面。解放区与国统区丁玲形象的差异,是由于不同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干预。延安由于其战争环境与妇女政策,更为推崇雄强女性,而国统区由于其保守的父权意识形态,更欣赏有着良好文化教育的母性本位的女性,从而丁玲在这两种取向中被表征为两种不同的形象。同时,除了文字报道参与了丁玲形象的建构,不可忽视的是,在20世纪中国的大众传媒中,图像也展现了其言说的能力。图像同样也是一种文化符号,而且往往由于其自然化的假象而在丁玲形象建构中发挥了更加强大的阐释能力。因此,对于丁玲延安形象的发掘,要在关于丁玲形象的文图互动中来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