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时代,海洋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地理空间,滨海国家外交活动的主要内容。中国周边海洋外交是中国崛起进程中海洋与外交合力共振的结晶,也是国际环境与中国国内形势相互作用的产物。大航海之后,民族国家开始“走向海洋”,人海关系逐步加强,海洋问题呈现出“外交化”趋势。全球海洋法律秩序的正负效应为海洋外交的兴起提供了规则基础和催化剂。海洋外交的兴起也是全球化时代外交向多元化、专业化和社会化转型的重要表现。中国周边海洋权力格局的嬗变、利益结构的调整以及海洋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增加,为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兴起提供了外在动力。中国海洋思想的历史变迁,由陆向海的战略转型以及周边外交战略的调整是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兴起的内在驱动。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应当以中国的利益诉求、资源基础和宏观战略为参照系,进行科学合理、灵活有限的目标定位。海洋维稳与维权,争取海洋合作与支持,和塑造周边海洋良好秩序是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主要目标。中国周边海洋外交以海洋友好外交、海洋合作外交和海洋预防性外交为主要实践形式,呈现出双边与多边并行、官方与民间并举、诱导与强制兼施的特征。近年来,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取得积极成效。中国海洋权益得到战略性止损,南海问题回归正确轨道,周边海洋合作“双轨”推进。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在权力结构、制度进程以及观念信任三个维度均面临着现实难题。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权力困境来自于美国炮舰外交的制衡、东亚海权联盟体系的围堵以及西方海洋话语权的打压。海洋外交机制不足、海洋法律制度缺失以及海洋治理机制的“软法性”、复杂性和不可持续性在制度层面制约着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域外海洋大国与周边海洋国家对中国和平诚意的不信任、海军实力的担忧以及海洋外交意图的猜疑极易增加海洋外交互动中的误解与误判,扩大“敌人意象”,掣肘海洋合作进程,长期阻碍中国周边海洋外交。未来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应从能力建设、战略布局以及推进路径三个层次着重解决“怎么办”的问题。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应注重统筹协调能力、议题设置能力、海洋强制能力以及海洋法律外交能力的建设;中国周边海洋外交需依据不同海域力量对比和分野,做出轻重缓急、优先顺序的科学布局,坚持陆海统筹、海海联动的原则,实施固黄海、和南海、争东海和拓日本海的周边海洋外交战略布局。海洋外交制度建构,中美新型海洋关系建设以及周边海洋共同体的打造应是未来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策略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