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明朝(公元1368年至1644年)大体相当于朝鲜王朝(公元1392年至1910年)的前半期。这个阶段(时间上的断限为1392年至1644年),是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最为友好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朝鲜与明的外交关系极为密切,两国外交中最主要的特色就是被学界广为称道的诗赋外交。本选题以朝鲜与明的外交为研究对象,以诗赋外交为研究重点。运用史料学理论、归纳法、跨学科史学方法等理论和方法,以原始资料为依据,史论结合,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朝鲜与明的外交、尤其是诗赋外交这一极富特色的外交方式进行系统的阐释,以弥补朝鲜与明外交范围内一些问题研究上的不足。在研究过程中,把朝鲜与明的外交放入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努力采取正视历史的态度,以不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历史语境的思想来评价这段交往史,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为弘扬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传统友谊尽一份绵薄之力。第一章为绪论,主要说明本选题的目的、意义,对相关史料进行说明并介绍本选题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概述本选题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第二章首先阐释朝鲜与明外交的基础,尤其是影响两国诗赋外交的政治因素和文化基础。如两国的立国思想、朝鲜的慕华思想,以及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的因素、两国汉文学所具有的同质性。在此基础上,分析明与朝鲜所面临的国内外局势对两国关系和外交政策所带来的影响,揭示两国外交关系建立的原因、两国开国君主所确立的外交政策对发展两国关系所起的积极作用。第三章首先论述朝鲜与明外交的特色,重点论述两国外交中最具特色的外交方式——诗赋外交。探索历史传统对两国诗赋外交形成的影响,从当时明与朝鲜所处的历史大背景出发,描述诗赋外交的发展过程,揭示诗赋外交形成的原因。在借鉴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对诗赋外交进行了界定。本文所说的诗赋外交,是指在朝鲜与明的外交过程中,双方使臣往往选用文臣儒士,在完成各种常规的外交使命以外,交往双方所进行的诗文唱和、切磋学问,进而扩大到其他领域的交流。通过双方的唱和、交流,沟通了情感,解决了两国关系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取得了很好的外交效果。可以说,朝鲜与明的诗赋外交是一种形式特殊、内涵丰富、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外交方式。其次,介绍明与朝鲜双方使臣的出使使命及既定的出使路线。第四章分析朝鲜与明外交的相关人员。如明与朝鲜的使臣、朝鲜的远接使,以及与双方使臣交往的其他人员。重点分析明与朝鲜诗赋外交的主要成员,除明与朝鲜的文臣、朝鲜的远接使以外,还有与双方文臣交往的儒士。他们既是诗赋外交的践行者,也是文化的传播者、文化融合的促进者,在两国的诗赋外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双方出使的文臣往往经过精心挑选,汉文学水平较高、文化底蕴较深,有相互交流的基础和条件。出于使命的要求和个人的情愫,他们还有许多纪行录传世,如明朝文臣出使朝鲜所作的“使朝鲜录”、朝鲜文臣出使明朝所作的“朝天录”。这些使行记录,记载了两国使臣出使的行程、双方的交往、在他国的见闻、以及使臣自己的感受。使行记录内容丰富、文体多样,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第五章探析朝鲜与明外交中的交流活动。诗赋外交这一特定的外交方式,决定了诗赋外交的主要内容是文学交往,进而扩大到其他领域的交流,如语言文字、图书典籍、书法和绘画、儒学、科学技术等方面。从中可以看出,明与朝鲜诗赋外交的内容丰富,双方交流的范围广泛。这些交流,不仅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和友谊,对加深两国的友好关系、对两国的文化交流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第六章分析朝鲜与明诗赋外交的结晶——唱和总集《皇华集》。出使朝鲜的明朝文臣都经过精心挑选,均能诗善文;接待明使的朝鲜官员也多为儒臣文士,汉文学功底较深。双方常常诗文唱和,其唱和作品被当时的朝鲜政府收编为23辑的《皇华集》。《皇华集》所收录的作品涉及描写景色及风土人情、表现双方的欢宴及友谊、抒发离情及思乡之情等多方面的内容。文体多样、感情真挚,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使臣文学是目前较少有人涉及的研究领域,而《皇华集》可以说是使臣文学的代表和集大成。第七章总结朝鲜与明的外交在两国关系史上的作用。使臣出使担当着沟通双方联系的重大使命,而诗赋外交这一特殊的外交方式又弥补了政治交往上的不足,成为两国相互了解、维护和平的有效途径,也成为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有力粘合剂,在促进解决两国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深化两国的文化交流、密切两国的友好关系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部分为结论。朝鲜与明的诗赋外交是一种富于特色、内涵丰富、在两国关系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外交方式。诗赋外交的保障和支撑是两国的外交政策及文化基础;诗赋外交的成员主要是两国经过选择的富于才学的文臣儒士,在多领域、多层面的交流过程中,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和友谊,在促进解决两国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深化两国的文化交流、密切两国的友好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