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气候经历了较大幅度变化，并对脆弱的粮食生产带来重大影响。作为历史上重要粮食生产区的太湖地区，地处北亚热带与中亚热带的过渡地带，特殊的地理条件决定了这一地区粮食生产对气候变化反应敏感。研究历史气候变化对太湖地区粮食生产的影响情况既有利于丰富学术内容，更有助于为今后本区的农业发展提供历史经验。　　太湖地区的自然条件优越，不但平原分布广泛，还拥有丰富的水土资源，适合于粮食生产。但是本区的气候在历史时期经历了一系列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冷暖和干湿变化两方面。其中，宋元时期的气候特征总体是以温暖、干旱状态为主，并存在若干具有阶段性质的冷暖和干湿波动;明清时期的气候状态中虽也存在多次阶段性冷暖和干湿波动，但总体表现出以寒冷、湿润为主的特征。这样，前后两个时期的气候特征形成了鲜明对比。不过太湖地区粮食生产却表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先秦至六朝时期，粮食生产还远落后于北方，主要靠扩大耕地面积来增加粮食产量。隋唐五代时期，由于生产力发展，本区所产的粮食已经开始向北方调运。宋元时期，随着稻作技术以及复种制度发展，粮食生产能力已经完全摆脱了落后状态，本区稻作生产力已跃居全国首位。到明清时期，本区粮食生产又在精耕细作集约经营、多熟制度等方面有所发展。　　农田水利是粮食生产发展的重要保障。宋代太湖地区农田水利活动与气候变化紧密相连，表现为在气候干旱期、旱情严重之时，出于粮食生产的迫切需求，蓄水灌溉工程建设较为活跃;而当气候进入湿润期或旱情缓解，由于失去对农田灌溉的迫切需求，人们对蓄水灌溉活动的积极性就会明显减弱。相比而言，终宋一代，太湖地区关于防洪排水工程的修治活动一直都未曾停歇。这是和水患严重不无关系。经过探讨发现，严重水患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全球气候变暖，造成海平面升高引发太湖地区水文环境出现重大变化。元代以来，由于全球气候转冷进入小冰期，造成海平面下降并引发本区水文环境新的变化，加之气候相对湿润，导致在元、明、清三代太湖地区水涝灾害发生数量不减反增。为保障粮食生产顺利进行，元明清三代太湖地区农田水利在防洪、排水方面又有很大发展。　　自宋代稻麦两熟复种制度开始在太湖地区有所发展以来，这项复种制度尽管存在农忙季节，却只在17世纪和19世纪出现了十分严重的季节矛盾，危及稻、麦各自的生长发育以及产量的提高，以至于影响到传统稻麦两熟种植体系，甚至动摇了人们继续种植稻麦两熟的信心。其中，在17世纪，人们改变了传统稻麦两熟的种植方式，采用了稻麦双移栽。但移栽麦的播种期过早、育秧期过长严重违背了现代农学标准;19世纪则集中体现在林则徐等人提倡弃麦种稻方面。通过对造成严重季节矛盾的可能性影响因素逐一排查，发现气候冷暖变化对于严重季节矛盾的产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17、19世纪的气候极度寒冷，导致生长季缩短，热量严重不足，稻、麦生长发育迟缓，生育期延长，在一年内完成稻麦两熟变得非常困难。17世纪中存在的移栽麦播种期过早、育秧期过长问题是为了适应当时极度寒冷的气候环境所致;而19世纪林则徐等人主张放弃种麦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寒冷气候，并非是阶级利益这个原因。　　同样是因为17、19世纪的寒冷气候，太湖地区的双季稻种植出现显著衰退。由于受17世纪的低温环境影响，已不能保证乌籼这一连作早稻品种按时播种，进而影响到晚稻插秧以及总产量提高;又由于年平均气温低致使水稻生长缓慢，即便连作晚稻育秧期长达3个月，也不会出现秧苗徒长或老而不壮的情况。在19世纪因气温较低，水稻生长发育滞后，导致双季稻未能达到预期的增产效果，其推广工作因而受阻。而在18世纪由于气候条件温暖适宜，双季稻推广顺利，与19世纪形成了鲜明反差。双季稻在太湖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多次种植盈缩状况可能都与气候冷暖变化有一定关系，表现为气候温暖时期本区双季稻能够种植;在气候寒冷时期，出现衰退迹象。　　太湖地区的粮食生产一直是以稻作生产为主。然而本区的稻作亩产量在宋代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却经历了多次波动，以至于清代亩产总体水平较之明代有所下滑。在19世纪亩产量下降更为显著。通过与18世纪对比发现，苏州、常州、湖州、松江四府均出现了亩产量下降状况;同时，奏折中所反映的本区水稻收成也出现了恶化。通过分析发现，导致19世纪稻作亩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气候变冷，而气候转湿对亩产量也影响较大。两者共同作用对水稻生产构成双重危害，最终造成亩产量大幅下降。考察其它时期的稻作亩产量情况，也均与气候变化特别是气候冷暖变化有较好的对应关系，表现为在气候寒冷期，稻作亩产量水平相比前后时期较低;而在气候温暖期则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