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所说的“灾异”,包括自然灾害、社会异象和天文异常。今天很容易加以科学解释的现象,古人却将之视为上天对人君的谴告或责罚,并预示着人事或政治的变动。西汉是灾异论说开始并完成学理化的时代,也是灾异记录大增的朝代,本文的研究对象即为灾异,具体言之,则包括西汉的灾异记录、灾异论说及灾异对汉代政治的影响。汉儒结合儒家经典将灾异分为六种,分门别类对应着不同的人事或政治变动,而对灾异的选择性记录则反映了他们对西汉诸帝统治的评价和认识。灾异论说之所以大为兴盛,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皇权生态紧密相关。西汉诸帝身体的奇怪书写及“汉家尧后”的上溯及追认,恰好表现了西汉皇权的加强和神化,因而灾异论说兴起,其目的和功用之一,即为约束无所畏忌的皇权。董仲舒针对当时“承秦立汉”的形势,吸收并改造阴阳思想,借以推说《春秋》灾异,进而提出更化改制的主张。灾异论说形成气候之后,对朝政产生重大影响,包括皇帝因灾异下诏自责及策免三公,另外月令政治的广泛推行及屡屡出现的录囚行为,也是为了维护阴阳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