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第127条规定数据受法律保护,但其法律概念与法律属性仍然存在争议,阻碍后续深入研究。学理讨论与政策文件将“数字”“数据”“财产”“资产”“要素”等进行排列组合予以指代,但数据属于法律概念,每一法律概念必有其独特的规范功能,应由其规范功能出发,而非纯粹根据日常经验或技术规则界定其含义。数据不同于传统物权客体,其经济价值虽主要源自流通共享而非排他占有,但不影响其系有可支配性、排他性与稀缺性的新型财产。我国法未对数据权利的性质做明确回应,部分政策文件中虽出现了“数据产权”“数据权属”等称谓,但政策以外的法律证成仍有必要。有关数据权利性质的观点众多,典型代表有财产权说、人格权说、财产权人格权双重性质说和国家主权说等。在“人格权-财产权”对立的基本格局下,我国数据治理体系应遵循财产化治理模式,重视其体系性建设。《数据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没有正面回答数据确权问题,《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也未指明数据权利属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竞争性利益还是前述利益的综合表达,为数据财产权的具体制度选择预留了广泛空间。数据财产权既非债权也非知识产权,更接近于物权,在对我国既有数据治理规范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比照传统物权规则构建数据财产权规则是较为理想的设计方案。由于同一数据之上共存着多元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因此当下流行的实用主义研究范式往往力图构建开放动态的权利边界,然动态平衡式的确权思维存在预期偏差与安定性误区的弊端,我国数据权利制度的构建亟须以系统功能主义为理论指导,从个案衡量的实用主义确权思维回归至跨场景统一的形式主义思维之中。数据财产权的权利主体分为数据来源者与数据处理者两类,数据财产权的权利客体分为原生数据与衍生数据两类,其权利内容表现为权利主体对数据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