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我国的企业经济正受到其他国家经济的重要影响,受到跨国公司的启发,很多企业也逐渐探索实施多元化战略。但是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发展阶段,很多上市企业是通过改制、并购、重组等方式实现的,原有的国有企业的领导继续作为转型后上市企业的经理人,而国有企业中存在的所有者缺位、董事会监督力度不够等问题使得经理人的权力过大,这种情况下,经理人有动机也有能力通过多元化投资行为提高自己的薪酬福利。近些年来由于企业经理人薪酬增长过快,也引发了民众对社会公平的呼吁和讨论,为解决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从2003年开始,我国政府开始对国有企业经理人实行薪酬管制政策。薪酬管制政策限制了经理人获得高额的货币薪酬,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无效投资带来的企业损害,却也使得权力过大的经理人有动机通过多元化投资来获得控制权收益以补偿货币薪酬上的不足。本文的主要结构为:第一章为导论,首先分析本文的研究背景,经济转型时期我国国有企业经理人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制衡,在薪酬管制政策的压力下,经理人有通过多元化投资进行权力寻租的动机,接着本文进一步阐述了两个主要研究意义,同时介绍了论文应用的档案式实证研究方法,以及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可能的创新与贡献。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总结回顾了国内外基于经理人权力对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影响的文献,同时回顾了国内外基于经理人权力对多元化投资及企业业绩影响的文献,对比分析了国内外在经理人权力研究领域的差异,找到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同时为下文提出理论支撑做好铺垫。第三章重点介绍了本研究的三个理论基础,即委托代理理论、最优薪酬契约理论和管理层权力理论,并结合理论分析得出本文的三个研究假设。针对现代企业制度中都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最优薪酬契约理论提出解决代理问题的主要途径是建立薪酬契约。而随着公司治理相关理论的发展,基于管.理层权力理论的分析认为现实中由于治理结构不健全,董事会或股东不能对经理人形成有效的监督,导致经理人权力膨胀,在此情形下,经理人可能利用其掌握的权力影响自身薪酬的制定机制和激励机制,并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做出损害公司业绩的投资行为。第四章是实证分析部分,分别定义了本文的主要变量以及样本数据的取得,分阶段进行了本文的实证研究,并针对研究假设的实证检验结果进行了分析与总结。本文的实证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研究经理人是否通过多元化操纵货币薪酬;第二个阶段研究不同经理人权力背景下,薪酬管制对多元化投资行为的影响;第三个阶段在第二阶段的基础上研究不同经理人权力背景下,薪酬管制与多元化投资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在实证检验中本章运用样本数据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和分组回归检验,分析了实证回归结果,并得到本文的研究结论。第五章在本文的研究结论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并分析在论文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以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通过实证分析结果,结合代理理论、最优薪酬契约理论和管理层权力理论的理论背景以及我国实际国情对结果进行解释,发现经理人权力在解决薪酬管制与多元化投资对业绩影响上起到的重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我国薪酬管制有效性的政策建议。最后结合本实证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遇到的困难,分析本实证研究的不足和局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可能的发展方向。经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经理人权力较小的企业进行多元化投资的动机为增加经理人自身的超额薪酬,薪酬管制政策的实施降低了企业的多元化投资倾向;权力很大的经理人进行多元化投资的动机为建立“经理人帝国主义”、政治晋升等控制权收益,薪酬管制反而增加了企业的多元化投资倾向。(2)多元化投资行为本身是中性的,并不一定会损害企业业绩,只有当经理人权力过大时,追求控制权收益而进行无效投资损害了企业业绩。在研究薪酬管制政策的效果时,必须要考虑到经理人权力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只有有效地采取措施约束经理人的权力,使其权力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薪酬管制才能充分发挥其提高企业业绩的作用。与其他研究对比,本文有如下创新和贡献:第一,评价借鉴国外已有研究的成果,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企业实际状况,研究企业经理人滥用权力对多元化投资的影响;第二,以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企业多元化投资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结果上面,本文将企业的多元化投资战略按企业从事的业务中所涉及到的行业划分,从经理人权力的角度,探讨不同经理人权力背景下薪酬管制对多元化投资行为的影响以及薪酬管制与多元化投资对企业业绩的影响,试图解释经理人进行多元化投资的动机,发掘多元化投资损害企业业绩的原因,寻找通过薪酬管制提升企业业绩的办法。本文有助于为后来学者对多元化投资与企业业绩关系的研究提供有意义的参考,为检验薪酬管制政策的有效性及今后政策的改进与实施提供建议,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更好地解决代理问题提供经验证据。尽管本文的实证研究得到了预期的研究结论,但是本实证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由于经理人权力指标、多元化投资指标、薪酬管制指标等没有统一的研究口径,故而只能借鉴以往学者的衡量方法进行研究。另外,对多元化指标的衡量,本文虽然采用了大部分学者使用的赫芬达尔指数计算法和收入熵指数法,但是计算使用的基础数据来自于企业披露的财务报表,在数据取舍上还存在着一定的主观性,这些都可能造成与实际情况还有一定差距。未来可做进一步更深入、细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