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取《环球时报》的钓鱼岛报道为考擦样本,分析其呈现的民族主义,发现其呈现的民族主义特点是：一方面,《环球时报》着力呈现出一个自大、不自量力、狐假虎威的挑衅者日本,另一方面,是一个冷静、理性、克制、不得不反击日本的正义者中国。不管是在对日谴责上还是主张中国应如何上,其情感饱和度与官方表态和民众情绪相配合,左右逢源,一方面传达官方的态度,解释官方的意图,引导民众情绪。另一面迎合民间情绪,要求采取强硬措施的论调逐渐占据上风,满足民间激进民族主义情绪的发泄。而《环球时报》如此呈现民族主义,本研究认为,其有着自己的政治与市场的逻辑,是为了寻求在官方与民众的平衡,获得政治与经济的双赢。一方面,《环球时报》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承担着传达党和政府的意志的功能。选取维护国家利益和官方立场的民族主义报道路径,是完全政治正确的,这样的报道路径可以降低政治风险,赢得官方意志和民众的认可,也能够提升报纸“爱国”的形象。另一方面,在我国传媒实行“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经营体制的背景下,《环球时报》在报道中毫不掩饰的感情色彩与立场分明的措辞,迎合国内的民族主义主张,极易调动起广大受众的情绪,增加其在人民群众的影响力与发行量,叫好又叫座,取得更大的商业成功,不失为一种发展策略。透过《环球时报》在钓鱼岛报道上的民族主义呈现方式,我们可以以点带面,以这一个案来考察当下中国政治、民族主义、媒体三者间的互动关系：从政治层面来说,民族主义成为一张牌,政府需要媒体来塑造民族主义和传达有利于统治的民族主义,在制造合法性的同时,形成国家的制度、政策安排,并使公众议程与国家议程相一致。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对于政治的作用,就是为了维系执政党的合法性和统治利益。从媒介角度来说,民族主义仍是一张牌,媒体需要民族主义,不仅仅是被动地回应政府设定的运作框架,也主动地充分利用政治资源为自己图利、以获得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对于媒体的作用,既是规制力量,又是可挖掘的丰富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