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余岁创作至今，严歌苓凭借自己的文学成就已然成为享誉世界文坛的华语作家，她用自己独特的性别视角，展现了女性作家独有的生命体验和性别姿态。纵观她的小说，已经形成了一个丰富多彩又与众不同的女性世界。本文以严歌苓新世纪的三部小说《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诗史》、《小姨多鹤》中的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挖掘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的共有特征和丰富的内涵。论文分为四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介绍严歌苓的女性意识和立场。《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这三部作品都着力塑造了一些生活在战争年代的中国民间大地上的普通的女性。她们是严歌苓创造的“地母”系列的女性形象，朴实、憨厚，同时还有一点点迟钝，她们是弱者，却是自己和亲人生命中的强者，无论是农村的可爱寡妇王葡萄、为爱而生的田苏菲还是泼辣善良的朱小环。严歌苓不是用一种俯视的姿态去怜悯她们，更不是用仰视的姿态瞻仰她们。她以平等的姿态真切体悟女性，真实的写出女性的境遇。第二章重点论述“祛魅”中的形象塑造。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塑造凸显了严歌苓对历史的理解，即女性形象的“祛魅”。在葡萄那里，不管历史怎样变幻，她的中心任务就是如何生存下去；在田苏菲看来，面对生活中的种种苦难，她的动力源泉就是爱情；对于多鹤来说，她生活的意义就是创造自己的亲人并守护他们长大成人。这样类似的女性形象虽然不少见，但是严歌苓有所不同，这些女性，她们荣耀的成为历史的主人，严歌苓没有让她们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缺席，她们都冲破了主流历史理性的制约，散发出无限的光芒。第三章论述“祛魅”之后的“新魅”。该部分通过女性形象的特点探讨严歌苓对女性塑造的相通之处，从而推出存在的几点疑问。严歌苓的小说通过塑造这些鲜活的女性形象，让读者感受到女性世界的生命本原力量的强大，如此一来，是否会造成女性形象塑造的“模式化”倾向值得思考。此外，在宏大社会历史背景下，“雌性”的博大和包容性，化解了所有的内在矛盾，这种“雌性”是否真实更值得商榷。葡萄、田苏菲和多鹤、小环这些行走在历史主流之外的女性个体，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间书写中也有所呈现，但严歌苓无疑是独特的。从对意识形态的超越来看，严歌苓创作的女性形象是成功的，这些“去魅化”的女性形象，既表现了历史，又展示了个体对历史困境的拆解。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女性形象也让历史的复杂和人性的丰富性的展示受到严重阻碍。对历史的批判性反思与对美好人性的期许让她的书写产生断裂，成为严歌苓女性形象创作的一个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