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河流水资源争端一直是沿岸国家与人民的关注焦点。如何和平管控水资源冲突是国际社会面对的众多严峻问题之一。有鉴于此,探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三大沿岸国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水资源争端背后的复杂局面具有其必要性。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沿岸三大国启动水资源发展项目以来,水资源问题开始成为该区域的重大议题之一。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和叙利亚首次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水利工程计划,开发两河流域水资源,以满足其国内能源和灌溉需求。此后不久,伊拉克也出台了水资源开发计划。目前,学术界许多关于水资源的讨论集中在其促成合作和引发矛盾的潜力上,这些讨论表明水资源争端成为导致未来冲突的主要因素之一。一直以来,中东地区以其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著称。但同时,该地区又极度缺乏水资源,导致中东地区面临巨大的挑战。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该地区三个军事强国之间——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不仅出现了水资源争端的迹象,而且三大国在冷战中选择了不同阵营,导致该地区安全局势十分脆弱。因此,该地区许多国家呼吁通过外交路径解决水资源争端,以避免潜在冲突一触即发。但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导致外交手段管控水资源争端的效果大打折扣。本文通过回顾该地区水资源外交所面临的挑战,着重分析了两河流域水资源争端问题。该问题的探析自沿岸国家(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水资源争端的根源始,直至伊拉克战争、叙利亚危机时期,还包括分析分配共有水资源的相关协定以及土耳其水利设施的建设对土耳其-阿拉伯国家关系产生的冲击。本研究旨在证明该假设的有效性,即水资源危机是影响叙利亚和伊拉克等下游国家与土耳其等上游国家之间关系的最重要危机之一。多重挑战阻碍了促进三方协议达成、解决冲突的努力,其中大多数挑战是由叙利亚危机和伊拉克战争(2003年美国军事占领伊拉克战争和2011年叙利亚危机)引发的冲突。两国的政治和安全困境削弱了其进行有效协调的能力,导致双方难以与土耳其达成一项公平的水资源分配协定。该研究认为,两河流域沿岸国家之间悬而未决、棘手的政治问题是实现该地区水资源争端和平管控的主要障碍,例如库尔德人问题;叙利亚与土耳其之间关于伊斯肯德伦管辖区争端;土耳其对叙利亚反对派力量,尤其是反政府主力叙利亚自由军的物质和道义支持;土耳其境内数千名叙利亚难民收容问题;恐怖主义团体的兴起。2014年出现的所谓ISIS国以及其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主要水坝的控制状态也是该进程中的一大难题。土耳其以控制状态为借口,减少了两条河流流向其阿拉伯邻国的水量。显然,连年战乱耗尽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国内的机制能力,导致了两国联合数据、信息交换机制的缺位,叙伊两国对土耳其意图的不信任感日益上升。土耳其拒绝适用国际法解决争端,特别是拒绝适用联合国大会于1997年所通过的《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且拖延与叙利亚、伊拉克两国签订的条约、谅解备忘录和协定的实施,使两国对其的不信任感极度加剧。此外,为了进一步揭示水资源争端背后的核心问题,本研究报告表明在美国和其他区域、国际环境主要行为者的支持下,土耳其在两河流域的水利工程与水资源政策加剧了水资源争端,并导致土耳其国内关于售卖水资源或以石油交换水资源的呼声越来越高。鉴于上述问题,本研究分为以下五个章节:第一章导言部分定义了水资源外交这一术语,介绍了关于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三国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水争端的起源,以及两河作为这三个国家重要的和实质性的食物、能源和饮用水来源的重要性。本项研究的意义在于,为了防止国家之间的政治摩擦加剧,沿岸国家对共享水资源问题关注度日益上升,致力于查明阻碍水资源外交成功解决争端的挑战。第一章还介绍了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描述性分析方法,通过收集数据追踪水资源危机扩大过程的历史方法。并且,本章采取法律途径,确定了适用于解决水资源危机的国际法和水资源相关的国际条约。此外,本章还回顾了众多学者的文献著作,他们从国际法和水资源外交的角度详细解释了国际共有水资源问题上冲突与合作的原因,以及探索解决水资源争端的现有机制作为管控水资源冲突、促进地区和平的一种新路径。第二章指出水资源问题是大多数中东国家及其利益的优先事项,尤其是境内60%水资源来源于境外的阿拉伯国家。研究发现,中东地区水资源争端集中于三大国际河流流域:尼罗河流域、约旦·耶尔穆克流域和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本研究以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水资源争端为案例,分析中东地区水资源危机的各个维度。地缘政治维度在中东地区水资源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土耳其建立地区霸权的趋势是基于其战略地理位置的政策考量。该案例表明,土耳其将水资源争端作为其在中东地区,尤其是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建立霸权统治的工具。水资源危机造成的冲突与土耳其的政治、经济愿望相符合。两河流域水资源危机的政治性运用来自于土耳其决策者的认识,即土耳其的未来有赖于其与中东地区国家共同发展政治角色和国家利益,而非与那些拒绝其加入欧盟的西方国家一道。此外,当土耳其开始建设水利设施时,水资源危机也涉及经济层面,严重影响了两河对叙利亚、伊拉克两国境内的供水。第三章首先解释了水资源外交的涵义以及其作为实现水资源现代化管理所需的工具。在水资源管理的实践中,一系列的谈判技术、科学技术和外交活动被运用以解决复杂的国际河流争端案。本研究还说明了促进争端解决和合作的努力在国际水资源政策方面面临着诸多挑战。水资源政策随着流域内沿岸国家的政治关系走势而变化,然而中东地区经常爆发异常激烈且局势多变的政治事件,例如2003年美军占领伊拉克所造成的影响,以及2011年叙利亚危机后的变化,这些都使得该地区的水资源政策多变难测。本研究报告分析了土耳其水资源政策的特征。土耳其的水资源政策意在控制、管理与投资两河流域的水资源,而不顾其政策的负面影响,例如破坏自然的水循环和危及叙伊两国人民的食品安全。土耳其水资源政策主要有以下特征:不仅拒绝承认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国际性角色,而且一再声明两河是跨界河流而非国际河流,是阿拉伯河的两条支流而非独立的河流。此外,土耳其还反对确定三国水资源配额的原则。本研究解释了土耳其是如何通过大型水利工程建设例如东南安纳托利亚工程,不顾叙伊两国强烈的反对态度而建设的凯班坝,赋予自己开发利用水域内水资源的权利。东南安纳托利亚工程是土耳其最大的社会文化经济综合性项目,包括22座大坝,13座发电站以及众多后续的小项目。该工程于1981年初投入建设,耗资约320亿美元,计划建成后灌溉170万公顷。土耳其意在通过此工程,实现工程覆盖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此外,土耳其还表示用以向以色列和阿拉伯海湾国家售卖水资源的和平管道工程已经准备就绪,可以投入使用。显而易见,土耳其水利工程的长期目标是将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安全多方面,冲击脆弱动荡的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三国关系。土耳其将水资源作为手中的王牌,时而利用其促进合作,时而将其作为威胁他国的工具。第四章侧重从法律角度,探讨水资源外交作为两河流域国家争端解决途径的可行性。本研究追溯了该流域内关于水资源分配的外交谈判活动的发展历程。发展历程大致划分为四个泾渭分明的时期,并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水资源政策。通过回溯历史,研究发现排斥第三方的双边合作以及沿岸国家之间相互协调的缺失都导致了水资源外交解决争端尝试的失败。此外,两河流域河流与其他国际河流一样都受到相关国际法规则的约束,包括各种规范国际河道利用的条约和协定。本研究回顾了土耳其与两河流域阿拉伯国家关于公平分配水资源配额共同制定的协议,包括占领时期(英国占领伊拉克,法国占领叙利亚)签订的条约:1920年《巴黎条约》与1923年《洛桑条约》,国家独立之后签署的协定:1946年《伊拉克和土耳其友好睦邻条约》,2009年土耳其和叙利亚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及2014年伊拉克与土耳其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但是,大部分协议并未付诸实践。因此,在外交努力受挫之后,一些替代方案又被提出以解决争端,例如睦邻友好原则,财政激励原则,伊斯兰教义和文化原则等。第五章对本研究进行了总结,根据现有研究结果提出了个人看法,并且根据相关的国际法律、法规,为叙利亚和伊拉克提出了一些建议,帮助其在两河流域水资源问题上坚定立场,维护其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