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少杀、慎杀”的死刑刑事(?)策背景下和死刑废止亦或限制的理论喧嚣中,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权得到收回并予以确立。故意杀人罪——这一最易引发死刑判决的罪名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起来。笔者认为,要想真正贯彻刑事司法中的“少杀、慎杀”政策并且真正体现刑罚的科学性和人道性,就得首先在刑事立法中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罪(?),尤其是要规范暴力性犯罪(如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绑架罪等)的死刑(?)用情节和法定刑,而这些罪名本身各具特点,要想对各罪的罪行情节、法定刑幅度作理论上归纳和立法上的建议,必须分而论之才有针对性和全面性。加之故意杀人罪本身一些罪行情节的可研究性和他国此罪名立法的可借鉴性,本人认为对该罪名加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故选择了故意杀人罪这个各罪进行论述。本文以故意杀人罪务须完善为缘由,结合我国古代社会、国外立法规定以及我国现行刑法故意杀人罪的规定,作纵横比较之研究,指出我国现行故意杀人罪立法之不足,从而显现完善我国故意杀人罪立法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笔者关于完善故意杀人罪的立法构想。其目的在于用拿来主义的方法,古为今用,外为中用,促进我国故意杀人罪立法体系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