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各经济部门的杠杆率水平也有了较大的增长,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影响。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由此可见,增强经济发展质量是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工作,长江经济带作为重大国家战略发展区域,其经济增长模式对于全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地示范效果和带头作用,厘清结构性杠杆差异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就显得十分重要。为了厘清长江经济带居民部门、银行业金融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的不同构成要素,各经济部门杠杆率水平的现状,结构性杠杆差异对于各经济部门的影响机制,本文以长江经济带十一个省市2000—2018年的平衡面板数据为基础,通过梳理国内外对杠杆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果,拓展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将杠杆率水平纳入居民部门、银行业金融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之中,通过理论分析证实了杠杆率变化与经济增长的显著关系。通过脉冲响应模型预测了未来五期内各经济部门杠杆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银行业金融部门杠杆率变化对上海、湖北、重庆的人均GDP增长率影响最大;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变化对上海、湖北、重庆、四川的人均GDP增长率影响最大;居民部门杠杆率变化对上海、湖北、重庆、江西的人均GDP增长率影响最大。在更深入研究结构性杠杆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中,本文构造了全面FGLS回归模型、门槛模型与交互效应模型。研究结果显示银行业金融部门杠杆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居民部门杠杆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为我国现阶段推行的结构性去杠杆提供了施政方向;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增长速度表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2012年以前,经济增长速度逐年上升,但在2012年以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降,经济发展呈下行趋势;在进一步研究中,个人可支配收入对经济增长具有及其重大的影响,在以此作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模型分析中,个人可支配收入对银行业金融部门杠杆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个人可支配收入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个人可支配收入对居民部门杠杆率具有单重门槛效应;交互效应模型结果也显示个人可支配收入与各经济部门的交互效应是十分显著。最后本文通过变更被解释变量和运用工具变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与前文一致,研究结果具备可信度。通过对结构性杠杆差异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研究,有利于明确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质量转变方向、经济结构优化方向,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方向,有利于实现长江经济带经济的长久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