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十七年时期(1949-1966)红色经典小说对暴力的叙述和描写为研究对象,在讨论暴力叙事与政治/文学权力的关系的前提下,探讨了《红旗谱》、《林海雪原》、《苦菜花》、《山乡巨变》、《红日》、《红岩》、《青春之歌》等文本中暴力叙事的特点,并进一步对不同文本中暴力叙事(尤其是革命暴力叙事)的不同策略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十七年文学暴力叙事的历史渊源并指出了十七年文学暴力叙事所存在的缺失和不足。论文的绪论部分简要探讨了暴力的定义,分析了对暴力的不同层面上的理解,并概括了五四以来意义迥异的暴力叙事的特点和目的。正文第一部分讨论暴力叙事与政治/文学权力的关系。十七年文学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作家对暴力的理解深受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影响,反映在具体的文学叙事上,对斗争的强调又影响了暴力叙事的强度。因此,革命暴力呈现“神圣—道德化”的特点,而反革命暴力中革命者也以其“受虐”凸显出革命的必要性和意义所在。第二部分是对暴力叙事策略的探讨。十七年暴力叙事是为政权合法化服务的,暴力叙事是一种将历史和现实“合法化”的叙事,而暴力本身的残酷性和合法是相悖的,因此,如何调整叙事策略,是十七年文学叙事面对的重要问题。十七年文学暴力叙事所采取的策略,概括而言有三——首先是通过对复仇模式的借用,并以革命性的赋予来对传统的复仇模式进行改造赋予,从而暴力叙事以道义上合理性；其次是通过强调“法律”、回避细节和丑化身体三个方面来对暴力话语进行限制；最后是通过崇高和戏谑对暴力话语进行消解,削弱了暴力场景的残酷性。这三种叙事策略的采用,本质上仍是为文学合法性服务的。第三部分是对暴力叙事的反思。反思的前提是对暴力叙事的渊源和流变进行梳理,在梳理五四以来暴力叙事的流变和十七年的政治环境的基础上,结合国外的相关作品如《战争与和平》,具体地讨论了暴力叙事的缺失,指出十七年暴力叙事的主要不足之处：“人”的失落和意义的虚无。“人”的失落是反思十七年暴力叙事的基本维度,而这一弊端的形成有着历史的渊源：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普罗文学对“力”的歌颂,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叙述革命和土改时的暴力颂扬,都是十七年文学暴力叙事中人性缺失的原因。从现时层面看,建国后长期以来对阶级斗争的强调又使暴力叙事具有了强烈的阶级属性。意义的虚无是进一步反思暴力叙事而得出的,十七年暴力叙事中对革命理想的强调本来是使得暴力叙事合法化的重要手段,但在具体叙事中这种理想和意义并没有得到凸显。在论文结语部分,指出了十七年暴力叙事的影响,以及新时期暴力叙事的变化和新的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