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保护是国际法中古老而又年轻的制度。古老的原因在于它几乎伴随着国际法的出现而出现，并在长期的国际实践中经受住考验并得以不断发展；年轻是因为长期以来，外交保护制度一直未见成文法，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才开始进入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专项编纂轨道，至今其成文过程仍未完成。从发展来看，外交保护在国际法中基本遵循了三个轨迹：第一、从不成文法到成文法发展的轨迹。第二、从程序法辐射到实体法的轨迹。第三、从理论-实践-理论-实践驱动并螺旋上升的发展轨迹。二十世纪中叶之后，人权的国际保护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推进了对外国人的保护力度和范围，这带来了外交保护的一些基础性变革。但是外交保护作为国家的一项权利，其理论基础并没有发生改变。2006年《外交保护条款草案》是编纂和发展当代外交保护制度的主要表现形式，它反映了外交保护制度长期积累和确认的成果，也体现了外交保护制度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方向，总体上是国际社会各种利益平衡、妥协的结果。本文是对外交保护制度所作的系统性研究，文章由六个章节组成。分别涉及外交保护概述、传统国际法中的外交保护制度、当代国际法中的外交保护制度、外交保护制度与国际司法、国内法中的外交保护相关制度、中国与外交保护制度等内容。第一章外交保护概述部分对外交保护的概念与特征进行了分析，并辨析了外交保护与近似的一些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在论述了外交保护的法理依据之后，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该制度在国际法中的发展历程。外交保护制度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特殊国际法的发展历史。在这一发展进程中，通过外交保护制度的调整并不断自我完善，进一步确立和实践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上的基本原则和准则。但是，外交保护发展的每一步都深深根源于那一时期的国际关系现实和各国的社会物质条件，反映了国际法所调整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也暴露出国际法的历史局限性。随着2006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编纂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的出台，外交保护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必将对未来的国际法制度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第二章重点论述传统国际法中的外交保护制度。传统国际法中，“瓦特尔虚拟”提供了国家在国际求偿中保护个人权利的理论基础。依据该理论延伸出来的实践，形成了传统国际法中外交保护的三个前提条件：1、国籍条件。主权国家拥有保护本国国籍的公民的权利；2、国际不法行为的条件。要求本国公民受到的是外国国家的国际不法行为的侵害；3、用尽当地救济条件。要求受外交保护的公民须在当地用尽当地救济。至于采取外交保护的方式，传统国际法公开或者默示认可武力和非武力的两种方式。总体而言，传统国际法的外交保护制度有利于强势国家保护本国海外利益。第三章通过对《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的系统分析，论述了当代国际法中的外交保护制度。当代外交保护制度有着与全球化时代相匹配的特质。最突出的表现是其所体现出来的对进入国际法视野的个人权利的关注和考虑，对受国家管理和保护之下的个人安全的关注和考虑。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对二百多年历史的外交保护习惯规则进行成文法编纂，将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一些制度在编纂过程中引起过激烈的争议，如关于外交保护的性质、三个前提条件、法人的外交保护问题、双重多重国籍公民的外交保护、“干净的手”原则的适用、赔偿问题的处理等。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不仅编纂了国际法，也发展了国际法。当然，如同传统国际法有着自身的局限性一样，当代国际法也必将存在自身的局限性，这也是我们在发展制度的过程中应当尽力避免和克服的障碍。第四章通过案例分析了司法判例中的外交保护制度。作为习惯法，外交保护制度最大的困境在于确认和证明。这方面，国际司法判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首先，国际法院、国际仲裁等司法机构在多个案件中，确认了长期以不成文法形式存在的有关外交保护的一些习惯规则，例如在诺特鲍姆案中对“实际国籍”规则的认定、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对股东国籍国外交保护规则的解释以及在艾尔西案和国际工商业投资案中对用尽当地司法救济规则的确认等。但是，国际法院对国际习惯的确认是谨慎的。一些当事国还选择了其他双方认可的解决纠纷方式如调解委员会、求偿委员会、特别仲裁法庭等，这些实践做法，也为各国在解决类似案件时提供了参考。第五章论述了国内法中的外交保护制度。这一章是本文的一个亮点，也是本文的一个难点。外交保护所进行的程序虽然起源并依附于国际机制来完成，但在国际法上判断一国外交保护的主张是否合法并得到有效支持的依据却深深地依赖该国所确立的国内法体制，例如有关确认本国公民国籍的国籍法、本国所提供的当地司法救济的程序法、本国的外国人待遇法等等；外交保护与国内司法也存在密切的关系，外交保护中的“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将检验并考察一个国家行政、司法乃至立法的整个组织运行体系及其功能。由于外交保护仍在国内法中存在政治的敏感性、实践操作的复杂性以及依赖其他国家对本国海外公民采取相应行动的被动性，各国国内法所建立的外交保护机制有着相对不确定性和保守的特点。第六章分析了中国与外交保护制度的情况。在中国外交实践中，并不严格区分外交保护和领事协助，一些外交保护行为往往被涵盖到了领事协助行动中。尽管中国的外交保护实践有着自身的特点，但是中国自始至终参加了《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的编纂工作，并提出了中国的立场和建议。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融入国际社会，在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探索中国特色的外交保护模式，已经成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当今中国与国际社会已经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双向互动。在中国公民大幅度走出国门的过程中，海外中国公民与中国、与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在外交保护制度方面有着现实的国家利益。随着我国的国内法制建设的发展和参与国际实践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中国应尽快建立适应中国自身情况的独立的外交保护国际法及国内法机制，以适应保护中国海外利益的现实需要。文章最后为总结论部分。结论认为，外交保护制度伴随着十九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以及拉丁美洲的殖民地独立运动而形成和发展，直到二十世纪中叶，其发展仍未完全成熟。二十世纪中叶之后，人权的国际保护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推进了对外国人的保护力度和范围，也带来了外交保护的一些基础性变革。但是外交保护作为国家的一项权利，这一基础并没有发生改变，这也是外交保护制度之所以具有生命力的原因。2006年《外交保护条款草案》总体上是一个平衡、妥协的结果。外交保护涉及两个主权国家相互关系中极为敏感的区域，保护本国海外公民和管理在本国的外国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个主权权利都具有国际法支持的空间。因此，任何偏离外交保护所涉及的敏感问题的变动，都将深刻影响国际法的发展及其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