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明末清初的李渔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生活艺术大师。《闲情偶寄》总结了他在生活中努力突破物质条件的限制,美化生活,追求幸福的经验和心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写给市民大众的实用生活美学著作。一直以来,对李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在戏曲、小说创作方面取得的成就,关于《闲情偶寄》的研究数量相对较少,并且零散、不成体系。基于当前的研究现状,本文拟对李渔以《闲情偶寄》为主要载体的闲情美学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理论阐释,以准确、全面地把握李渔闲情美学思想的特点与本质,同时指出其中具有的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时期市民美学的性质。李渔生活在商品经济对传统封建社会制度产生巨大冲击的明末清初。他一生只取得了童生资格,是介乎于"士"与"民"之间的"士民",就文化属性上而言,属于士人阶层,就经济属性和生活样态而言,属于市民阶层。朝代更迭造成人生幻灭感、社会生活同一性破碎带来的撕裂感、心学思想引发的寻找自我的冲动,和纾解现实人生的沉重、弥合身心分裂、完成自我身份建构的内心需求等多种因素,共同构成了李渔闲情美学的心理动因。由于《闲情偶寄》本身内容丰富、结构松散,以往关于《闲情偶寄》的研究,都是从其中关涉的戏曲、居室、园林、养生等某一个或几个具体方面展开。本文以《闲情偶寄》为核心文本,结合李渔的诗、词、文、戏曲和小说,系统地梳理、归纳、总结李渔闲情美学思想的美学特征,指出李渔闲情美学包含了四大概念:新奇、经济、实用、自然。其中,新奇是李渔闲情美学最低的审美层次,经济实用是第二层次,自然是李渔闲情美学的最高层次。包含所有感官审美在内的乐即身心愉悦则是李渔闲情美学的美学追求。这四大概念、三大层次和一个追求,彼此交织,相互作用,使得李渔闲情美学内在地构成了一个有机丰富的整体。李渔追求的"乐"不是单纯的感官享乐,而是一种内心的安宁与愉悦,他追求的是人生幸福而非简单的感官快乐,他的《闲情偶寄》不是一部简单的个人生活享乐之作,而是展示个人追求幸福之路的实用生活美学之作,这是中国美学史上非常宝贵而有待进一步发掘的思想财富。李渔闲情美学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个人独特经历的结果,是中国美学逻辑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在李渔思想中的体现。晚明时期市民文化的繁荣、精神枷锁破碎和文人治生之风的兴起,以及他青年时期居住的"兰溪-金华"地区的社会风俗和文化传统,都影响到李渔的生活方式和人生道路选择,并在他的闲情美学思想中得到体现。从直接的理论渊源上来看,李渔闲情美学主要是以经世致用、化民成俗、张扬人的主体力量的儒家思想为基本底色的基础上,同时更多地吸收了心学尊重个体欲望、泯灭圣凡差别的思想而形成。尽管李渔闲情美学推崇自然,但其中所包含的自然观,并非道家所说的自然,而是赋予了新含义即世俗的自然观,是基于现实和功利的考虑,在满足个人欲望与迎合社会规范之间求得平衡的世俗文化特征的体现。与李渔同时期的晚明文人群体多有关于闲情逸志、生活审美的著述,形成了晚明闲赏美学。但李渔闲情美学与晚明以闲赏为核心的美学观念有着重大差异。晚明闲赏美学是文人自我情趣的表达,品赏的事物无关实务,追求超凡脱俗的美感,审美趣味高雅、纯粹、精致,是晚明文人群体借品位以强调自身与市民阶层地位差异的结果。而李渔闲情美学的创新之处在于讲求实用,以市民日常生活内容为基础,在审美趣味上相对晚明群体而言粗糙、混杂,追求的是俗中之雅,俗多而雅少,是基于市民生活的现实土壤所作的日常生活美学的总结,既具有市民文艺浓厚的商业性、娱乐性,充满喜剧色彩,诙谐、俚俗,同时又注入了士人知识分子的文化情趣,体现出中国古代向近代转型时期的混杂性特征。但从本质上讲,是植根于市民生活之内,足以给市民生活以启迪和指引的实用生活美学。关于李渔及其《闲情偶寄》,前人往往站在伦理道德和政治的立场上加以审视,受到时代和视野的局限,多有不公之论,简单粗暴地加以批判和否定。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生活美学勃然兴起的今天,处于开放多元的时代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我们可以更为客观地反思和审视李渔闲情美学的历史价值,以及其中可能包含连接今天并通向未来的美学观念。我们不应脱离李渔生活的时代与阶层而求全责备。李渔的闲情美学固然有其历史局限性,它回避了当时社会和人生的某些现实问题,将对幸福的追求局限于个人家庭生活的小天地之内,带有某种狭隘性甚至是庸俗意味。但是他的闲情美学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也有其历史合理性,他努力在旧的伦理道德与新的社会变化的矛盾冲突中,寻找一条可能的幸福之路。从当时的现实政治和剧烈的社会动荡而言,他的答案可能是肤浅而不切实际的,但是从美学的观点来看,他的答案则是深刻、睿智而富有启迪意义的。他对时代的变化做出了自己应当而且可能做出的理论回应,他的闲情美学强调通过审美体验的方式,来提升和美化我们的普通的日常生活,使之散发出诗意的光辉,这些美学观念和粘连在其中的实践性品格,包含了不仅属于过去,而且属于现在和未来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