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以9.5％的年均速度增长，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近17倍。但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在扩大，以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中国的人均GDP标准差从1978年的471上升到了2007年的35260，我国省区经济差异的问题已经成为广为关注的研究课题。　　 在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上，现有研究从不同的层面对此进行了解释。有些研究支持物质资本因素起主要作用，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是人力资本的贡献更大，有的认为是政策或全球化等因素起决定作用，少数学者还认为是包含较为广泛内容的全要素生产率所起的作用更大。亚洲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或者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如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苏联，也是通过资源的扩张来实现经济增长的。Young(1995)①以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的经济核算为例指出，当考虑了要素的急剧增加以后，这些国家或者地区估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与许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近似。虽然这些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出和制造业出口史无前例，这些国家或者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却平淡无奇。如果将这些国家或者地区增长率中生产要素的贡献剔除掉，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几乎为零。这些亚洲国家或者地区的增长，如同苏联在高速发展时期的发展-样，主要是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的超常发展等推动的，而不是依靠效率的提高推动经济增长显然，在此问题的研究上国内并没有达成较为一致的意见。通过国外对此的研究，本文提出一个待验证的假设，即中国省际发展差异的决定力量不是要素的积累差异而是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在此角度上，显然生产率的变化决定着地区增长水平的趋同或趋异。那么各省生产率的增长在地区间又呈现哪些特点?又是什么力量造成了中国省际生产率的差异?现有文献缺乏对此深入和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方面。　　 本文从纵向和横向的角度出发，在区域经济增长模型框架下，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现状及变迁进行探索性研究，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形成的原因，以帮助未来区域政策的形成和制定。本文运用泰尔指数对中国1956-2008年的地区经济差距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特别地运用了二阶段嵌套泰尔指数分解法对中国1988-2008年地区经济差距进行了分解。从四大区域的层次来说，东部地区内部省际差异对全国的整体差异贡献率最高，但呈明显的下降趋势。相对来说，中西部地区内部省际差异对全国总体差异的贡献率较低，特别是中部地区，从90年代初到现阶段的变化一直比较平缓，而西部地区虽然对总差异的贡献率相对东部较低，但总体呈上升趋势。从区域内各省内部差异状况来说，即将我国区域的最小单元定为市、地区一级时，对总体地区差异贡献率最高为省内差异，说明各省内部市、地区之间的差异水平远远高于按东北、东部、中部、西部四大经济区域划分的区域间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省内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异；省内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和汉族居住地的差异；省会城市集中地和省内边远地区的差异。　　 通过本文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可得出的结论为：　　 首先，中国的地区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但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地区收入差距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本文研究结果显示，1956-2008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建国初期至1978年，在这时期当中，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波动性相当大，同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值在不断扩大，其中1960年的泰尔指数达到0.3273，为建国以来的最高值；第二个阶段是1978至1990年的改革开放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下降趋势较为明显，由1978年的0.2990下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值，即1990年的0.2432;第三个阶段是1990年到现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又在慢慢扩大，直至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之后，这种扩大趋势才得到遏制。西部大开发实施以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有所缩小，这表明政府政策的实施达到了一定的效果，舒缓了地区经济差距过大给社会造成的压力，但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国债投资和中央预算内的基本投资拉动的，未来要继续保持促进西部的发展，需要政府采取更为有力的政策措施，以形成促进西部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其次，从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四大区域的层次来说，东部地区内部省际差异对全国的整体差异贡献率最高，但呈明显的下降趋势。相对来说，中西部地区内部省际差异对全国总体差异的贡献率较低，特别是中部地区，从90年代初到现阶段的变化一直比较平缓，而西部地区虽然对总差异的贡献率相对东部较低，但总体呈上升趋势。从区域内各省内部差异状况来说，即将我国区域的最小单元定为市、地区一级时，对总体地区差异贡献率最高为省内差异，说明各省内部市、地区之间的差异水平远远高于按东北、东部、中部、西部四大经济区域划分的区域间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省内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异；省内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和汉族居住地的差异；省会城市集中地和省内边远地区的差异。　　 再次，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来源是省内经济差距，而非区域间经济差距。从各类收入差距泰尔指数数值来看，省内收入差距泰尔指数的值最大，而且大于省间收入差距泰尔指数和区域间收入差距泰尔指数值两者之和。因此，从区域间收入差距、省间收入差距及省内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度来看，省内收入差距的作用最大，1984至2003年间的绝大多数年份中其都占到了总体收入差距贡献度的一半以上；1994年以前，省间收入差距的贡献度大于区域间收入差距的贡献度，其后省间收入差距的贡献度仍然不断下降，而区域间收入差距的贡献度则不断上升，因而区域间收入差距的贡献度大于省间收入差距的贡献度，且这两者的差值也在不断变大。不过，由于现有数据的有限性以及经济理论基础上的不成熟，这一结论仍有待于进一步的实汪证明与理论基础的构建。　　 最后，增长核算结果中，人力资本、劳动力及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各不相同，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在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基于本文定量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从资本、劳动力与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各类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各不相同，但在地区差距形成的过程中，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因而，各区域可以依据其规模报酬的表现形式及区域经济的具体特征采取适应于区域资源禀赋的生产方式，使经济不断发展。同时，论文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并没有发挥着如同新经济增长理论所预言的重要角色，因而，对人力资本测度的研究以及入力资本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进一步研究值得予以关注。事实上，由于我国地域的广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之间、省际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存在巨大的差异。上述结论及实际经济发展情况表明，我国地区收入差异主要来源于省内收入差异，其次是区域间收入差异，再次才是省问收入差异；其政策意义在于，要想快速缩小我国地区收入差异，短期内可以采取相关政策措施着力于缩小省内收入差异，中长期内才是缩小东、中、西、东北等区域之间的收入差异和省与省之间的收入差异。这样做可以有效的缩小地区收入差异，缓和社会生活中的突出矛盾，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事实上，由于我国地域的广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之间、省际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存在巨大的差异。上述结论及实际经济发展情况表明，我国地区收入差异主要来源于省内收入差异，其次是区域间收入差异，再次才是省间收入差异：其政策意义在于，要想快速缩小我国地区收入差异，短期内可以采取相关政策措施着力于缩小省内收入差异，中长期内才是缩小东、中、西、东北等区域之间的收入差异和省与省之间的收入差异。这样做可以有效的缩小地区收入差异，缓和社会生活中的突出矛盾，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因此，基于本文实证研究结论，在当前及今后一个较长时期，抑制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缩小东中西部地区居民之间的社会福利水平差距，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任务，也是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基本出发点。为此，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第一，处理好抑制区域差距扩大与提高国家整体实力的关系。因此，在“十一五”乃至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必须妥善处理抑制区域差距扩大的速度与提高国家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关系。在一定时期，我国的区域发展差距不仅会继续存在，而且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政府在此期间应着重于向欠发达地区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促进其社会事业的发展，使这些地区的居民所享受到的福利水平逐步与发达地区接近。　　 第二，在积极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基础上，大力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由于不同的地区育不同的发展历史和地区相对优势，地区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也不相同，因而政府必需针对地区的地域特点采取合宜的区域经济政策，促进地区之间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格局和良性互动，推动经济的向前发展，不必要盲目的模仿西方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路径。　　 第三，区域内各省份要积极采取措施缩小省内收入差距。从地区经济差距的来源来看，由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原因在于省内差距，而不是区域间差距，因而，对区域经济政策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继续实施对口帮扶政策，同时，帮扶工作应由简单的“输血”型转变为通过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增强被帮扶方的“造血功能”，以促进省内经济的协调发展。　　 第四，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和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央政府应继续不遗余力的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等事关全局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促使全国区域经济差距的缩小，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要有意思地实施“壮大龙头”或培育增长极战略。其核心内容是：着眼于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力，进一步鼓励资源向优势区域集中，提高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以及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能力。从全国范围来看，应继续构建和壮大沿海经济增长核心区域，如：珠江三角洲、闽东南、长江三角洲、山东半岛、京津唐和辽东半岛地区。从不同地区来看，则应发展在本地区具有相对优势的区域，如在中西部地区，可重点培育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以及成渝、关中、南贵昆、呼包银榆等增长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