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王国维先生所言,中国文化之变,莫剧于殷周之际。置身殷周之际的历史语境与文化情境,促成殷周之间剧烈变革的文化节点,实为周公“制礼作乐”。本文即是以周公“制礼作乐”这一文化事件为视点而具体展开的。正因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特有的内在情境,其本身为人文化成的文化。欲对其相关历史事件作“同情的了解”,非但要明其历史语境,而且要体察其文化情境。为更好的了解周公“制礼作乐”的历史语境,文章引入了“二重证据法”;为切近其相应的文化情境,本文尝试采用人文化成的文化视角,以期贴近文化现场,更好地把握周公“制礼作乐”的人文价值。以此为基础,可知武王伐纣之后,围绕“制礼作乐”之人文事业,周初经历了复杂且曲折的历程。面对周初的政治形势与既有文化格局,“小邦周”以来的“精神自觉”被整体抛弃,“修商典,反商政”成为周初统治集团的文化选择,并最终引发了“三监之乱”。以此为鉴,在平定“三监之乱”以后,周公迅速开展文化建设,以礼乐为抓手,在广泛整合前朝旧制的基础上,接续周邦之人文自觉,并以此为核心重构文明气质。经过周公重新“制礼作乐”,不仅礼乐从祀神媒介转换为“道德器械”,整全之人文化成理路亦被厘定开来。落实到具体的文化政治生活当中,礼乐文明秩序也因此而逐步形成。在此文明秩序当中,明德内圣成为人文原则,安民保民成为文化政治目标。社会的整体文化状态,也从“率民以事神”扭转为道德主义的人文气质,并开启了此后千百年来的总体文明追求。周公“制礼作乐”并非凭空达成,而是有其稳固的社会政治基础,以及明确的人文前提。在此基础之上,周公以宗周之文化政治需求为依据,以人文化成为总纲,最终勘定了礼乐制度的基本人文原则。回望周公“制礼作乐”的文明历程,足见文化建设在国家政治运作当中的重要价值。反观这一曲折的文明历程,及其所具体展现出来的成败得失,无不启发我们在开展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既要坚守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地位,落实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也要坚持开放的文化态度,做到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与文化资源的开放性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