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文艺思想,因其对文学独立性和个人自由表达的强调,通常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数真正具有“现代”,品格的文艺思想之一。而其文艺思想之“现代”品格的获得,又多被归因为对外国文艺思想的“真正”理解和比较“彻底”的接受上,忽视了传统资源对其文艺思想的建构作用和制约,特别是在其文学观念初建时期。因而对其文艺思想的理解也表现出比较单一的面貌。本文注目于周作人五四之前文艺思想的流变脉络,详细分析其在早期接受的中国传统资源及对其理解和建构“现代”文艺思想的具体影响。 从周作人早期的阅读创作来看,一开始他就走在一条离正统的儒家文艺思想比较远的道路上,对正统文学观念的接受表现出明显的重心位移。阅读兴趣不在经史而在野史笔记与小说,言诗更近“抒情”而不近“言志”。具体到对文学的认识上,金圣叹重情、重人物、肯定小说的文艺思想,直接达成了他对梁启超的政治小说理论忽视艺术性倾向的批判。对佛学思想的亲近,成为他质疑进化论、接近人道主义文学观的一道桥梁。梁启超的政治小说理论在新民以救国的文学救国思路上,仍然影响了周作人对“文以治国”的儒家文学传统的认同。 到日本留学后,章太炎以国粹为革命之基础的“文学复古”思想,加深了周作人“文以治国”的理念,并直接影响了他对于文学独立和不用之用的框架设计。因而在对西方文学理论的接受上,他表现出明显的周氏色彩:承认文学独立,但拒绝“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的人本立场,但更致力于民族本位的立场。仍然在“文以治国”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