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错配的研究为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深入分析和突破提供了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视角。虽然库兹涅茨事实、结构红利假说强调了资源配置及其带来的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是,两者都是建立在完美市场条件下的资源自由流动和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之上的,这与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高增长是否得益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及其带来的结构红利不得而知;并且,在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时期的当下,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凸显,培育增长新动力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对于资源配置效率、结构红利的存在、新常态背景下结构性问题和化解以及经济增长新动力的探寻为本文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动力。本文在Hsieh&Klenow(2007),Aoki(2008),Jones(2011)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为研究背景,构建了资源错配、产业结构失衡及经济非均衡增长的理论及实证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本文针对转型期出现的与资源错配问题相关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首先,对资源错配-产业结构失衡的传导机制进行理论分析,为资源错配及产业结构失衡的实证分析奠定理论基础及事实基础;其次,改进并利用资源错配测算的参数法,对我国1978-2015年三次产业及工业、服务业主要行业资源错配程度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其导致的经济影响效应进行测算。最后,对资源错配的原因进行梳理归类及实证检验。通过以上的分析脉络,研究形成以下主要结论:一是与完美市场竞争条件下的经济非均衡增长不同,在现实世界中,由于资源价格扭曲的存在,资源自由流动受限,多部门的非均衡增长除了受到各部门技术进步率变化的影响外,还受到各部门资源错配变化情况的影响:相对资源错配程度的变化能够影响本部门的产出水平,及在经济整体中的产出比例,从而使经济总量的产出组合发生变化。二是在我国转型阶段中出现的结构性问题,如产业结构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内需不足、市场竞争结构失衡等,实质原因是资源错配在经济各个层面的存在。并且我国行业间及产业部门间的资源反效率错配使得产业结构变迁的路径背离自然技术选择路径,产业结构向“服务化”的升级缺乏产业结构合理化基础。三是在资源错配存在条件下,总量经济层面,1978-2015年我国平均产出缺口达12.34%,若能消除资源错配的因素,总量经济的年均产出水平将会提高0.76个百分点;在产业层面,第一产业资源错配情况最为严重;在行业层面,具有自然资源垄断性质的煤矿采选业、烟草加工业电力、燃气供应业等工业行业,以及政府干预程度较深或具有行政垄断性质的房地产业、金融业等服务业行业资源错配情况比较严重。四是资源错配的存在使得产业结构变迁的效率较低,这就使得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长期偏低,并造成经济增长效率损失。损失情况在2008年后呈现恶化趋势,且2015年全要素生产率损失高达24%,其中以第一产业的效率损失最为严重,在非农产业中,第二产业效率损失高于第三产业效率损失,经济增长中结构红利的作用不显著。五是资源错配的形成不仅与市场资源配置作用的缺位有关,也与经济制度及经济政策的调控和干预有关,且我国的资源错配形成主要受后者的影响较多:收入分配方式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产业政策导致的第二产业产出比重过高、城镇化的过快推进是产业层面资源错配形成的重要原因;而财政激励程度过高、国有企业垄断、以及要素市场分割对工业行业间资源错配的形成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国际贸易则是纠正产业层面及行业层面资源错配的重要因素。最后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了在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调整产业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方式等方面的政策建议,旨在纠正资源错配、提升产业结构变迁效率、释放促进经济增长的结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