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社会和科技革命的变化和发展，各国政府均面临新的、严峻的挑战。为迎接新挑战，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并通过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最终提升国家竞争力，西方各主要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政府再造运动。这场运动波及美洲、欧洲、亚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如学者凯顿(G．E．Caiden)所言，20世纪末是一个行政改革的时代。世界各国政府改革的矛头都指向政府自身的官僚体系(bureaucracy)。“政府再造”(Reengineering goverment)成为政治家乃至一般百姓的时髦言语。如世界银行在其1997年发展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在世界各地，政府正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全球经济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使我们再次思考关于政府的一些基本问题：它的作用应该是什么，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及如何更好地做这些事情。 论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西方国家“企业化政府”改革的原因；第二部分分析了西方“企业化政府”改革的主要措施和策略；第三部分通过对前两部分的总结概括，提出了西方“企业化政府”理论中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探讨了新时期中国政府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方向。创新点是：通过个案分析，找出西方“企业化政府”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共同之处；将西方的“企业化政府”理论同新时期我国行政改革的背景以及党的十六大所提出的新时期我国行政改革的各项方针政策相结合，取其精华，提出新时期中国政府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将企业管理经验引入政府管理，政府要学会运用企业家在经营中所追求的讲效率、重质量、善待消费者和力求完美服务的精神，以及企业中广泛运用的科学管理方法，改革和创新政府管理模式；在公共服务项目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建立一个重服务、有责任感、面向市场的新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