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历史并不是由几个诗歌文本构成,同样也不可能由几篇诗评文论所能评判。离开诗歌文本的社会历史批评和无视诗人经验的纯文本分析只能带来抽象而空洞的结论,因而无助于我们理解诗歌本身。以这些众多结构作为诗歌批评的基石,才能为诗歌创作和理论建设提供丰富而有内涵的见解。但是,没有批评成分的诗歌历史和文本分析,同样只能是诗歌书写历史进程的简单再现,并不会给诗歌现今的创作和未来指明方向,也不可能懂得深层次的、隐含在一个时代诗歌和文本内在的语言和隐喻。八十年代开始兴起在藏族诗坛的新诗,以双重身份(自我与他者)走进人们的视野,并以双重身份进行着简单的创作。这些创作,基本上以政治见解和社会现实批判为根据,以马列理论为理论指导。这种社会政治性的写作成为了一段时期的主旋律。双重身份,标志着妥协与反抗两种情景。反抗的情景在后来的创作中明显增多。但仅有的一些关于新诗的书籍和评论文章中,没有提到过这种社会和政治深层次的隐喻,也没有对现今诗歌创作的误区和没落提出质疑和批判,更没有通过有力且新意的理论框架来批评和欣赏新诗,把它作为一种文化成分来解读。鉴于这一点,本篇论文主要把新诗的发展进程和思想维度为基础,进行了诗歌的社会和文本的双重批评和分析,力图通过通用的文学术语作为主题,进行有趣而有力的解读。论文的主要结构由前言,上篇新诗历史的批评,下篇新诗文本的批评,结论,附录五大部分构成。上篇关于诗歌历史的进批评,主要通过解读革命浪漫和政治书写、真实与浪漫、象征与现代、批评等批评术语,批判性地阐释了新诗创作和批评的进程；下篇关于诗歌结构的分析和文本的细读,主要通过解读意象、象征、隐喻、张力、叙述、反讽、变形、语言、主题等诗歌结构术语,力图阐释诗歌本身所隐含的艺术和文学性。结论部分,思考和审视新诗创作和批评进程,在叙述表层和内在语言方面批判了新诗直接抒情的叙述模式,注重民族自我的语言和叙述、隐喻思维的挖掘。附录于论文后部分的有关新诗发展进程的诸多社会历史事件和相关诗歌术语,均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特点历史和社会政治时期的诗人和诗歌文本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