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环境污染问题愈加严重,污染所造成的危害越来越大。环境污染甚至威胁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继续改进并实施污染控制政策已经成为解决环境问题,改善人们生活质量,避免经济增长遭遇环境灾难的当务之急。然而,污染控制政策作用尚未得到一致认可,在很多情形下,控制环境污染让位于经济增长；污染控制政策在中国也仍然较为“粗放”,改进步伐极其缓慢。因此,从理论与实证角度,明确中国污染控制政策的作用,并对污染控制政策的设计进行研究是有意义的。论文从污染控制政策的作用与设计两个方面对中国污染控制政策进行研究。论文从三个角度研究中国污染控制政策作用。第一,污染控制政策引致创新作用角度的研究由一个数理模型与实证分析构成。数理模型证明了,排污费等污染控制政策之所以具有引致创新作用,其原因在于污染控制政策对污染治理成本的影响,以及保障污染治理技术创新的垄断收益与技术创新厂商的垄断地位。以中国工业行业为样本的实证分析则证实了,中国污染控制政策存在引致创新作用不足的缺陷。具体来说,污染治理成本对自主创新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而对创新的作用则不显著。第二,污染控制政策减排作用的研究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enets Curve, EKC)角度进行分析,以组间估计量对中国工业污染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证实了,在污染控制政策是时间趋势主要因素的假设下,中国污染控制政策的减排作用不容忽视,其减排作用与收入的环境质量改善作用大小相当；不过中国污染控制政策对不同污染物的减排作用是不同的,与控制废水排放不同,污染控制政策在控制废气等污染物排放上并不成功。第三,污染控制政策促进可持续发展作用则从经济增长角度对污染控制政策进行理论探讨,理论分析表明了,污染控制政策不仅仅局限于改善环境资源的静态配置效率,还能够提高环境资本的动态配置效率,甚至是确保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论文对中国污染控制政策作用的研究为污染控制政策目标与政策体系的设计理念与设计方案提供了改进的方向,如,在设计污染控制政策时,必须放弃经济增长一定能够改善环境质量的观念,考虑如何增强其引致创新作用,并从全局角度考虑如何确保污染控制政策改进经济增长方式作用得以发挥。论文从两种类型污染控制政策互相影响、环境规制监管两个方面对中国污染控制政策的设计进行初步探索。第一,环境友好行为是信息公开这种新型污染控制政策所强调污染治理问题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信息公开这种新型污染控制政策与基于市场的污染控制政策难免互相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论文建立一个多家厂商古诺模型证明了,仅依赖环境友好行为或者信息公开并不足以充分解决环境污染外部性所导致的效率损失问题,而排污费等基于市场的污染控制政策的应用也必须考虑到环境友好行为与信息公开,否则可能导致社会福利损失。第二,尽管地方环境当局与企业的共谋是企业违规偷排、瞒报的重要因素,然而,论文利用一个博弈模型证明了,监管成本、罚金收益权也是企业违规排污、瞒报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帮助地方环境部门分摊监管成本,赋予其更多罚金收益权是减少偷排、瞒报的重要手段。当然,污染控制政策的设计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仅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研究还远远不够。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对污染控制政策的需求仍将持续增加,污染控制政策目标确定、政策工具的选择、以及政策工具的综合应用等等方面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随着中国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一领域的研究会有助于解决环境问题,为人们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生存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