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法立法中没有规定强制律师代理制度,其他部门法中也只有刑法要求在特定情形下需要辩护人对被告人进行权利保护,民事诉讼法学界对于强制律师代理的理论探讨方兴未艾。自2014年行政诉讼法颁布以来,行政案件陡增,而行政诉讼的原告大多为普通公民,原告的诉权保护薄弱,行政审判结果信访化,法庭程序执行问题交织,使得行政审判的难度量级攀升。因此法治规划和实践中有引入行政诉讼原告强制律师代理的倾向,修正目前行政审判中的问题也需要律师的参与,新《法律援助法》明确援助范围覆盖行政诉讼律师代理。这让行政诉讼原告强制律师代理的研究有了法律规范上的源头活水。江苏南通作为走在行政审判前列的排头兵,也正在进行建议律师代理的试点,为原告强制律师代理在司法实践的荒芜之处开桥铺路。行政诉讼原告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研究从原告的诉权保护、审判的价值导向和减轻公权负担等理论层面来论述行政诉讼原告强制律师代理的必要性,明确强制律师代理的出发点是为当事人能有更强的诉讼武器进行抗争,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原告的诉权,而非限制公民的诉权;阐析行政审判的新价值期待是从个体正义走向交往正义,终极保障的顶点是原告的人权;降维行政诉讼,厘清法庭秩序,缓解法官阐明义务的重担和解决司法审判结果信访化。具体制度运作设计是通过划分行政诉讼阶段,选择强制律师代理在一审有范围地适用,二审则不区分使用,再审程序强制适用,强调强制律师代理不是“无偿公益”,而是有益的让行政审判实现公平正义的助推器;根据案件类型划分适用强制律师代理的情形,对于限制人身自由类、行政行为类、行政不作为类和其他行政行为类案件分级讨论,按需适用。优化行政诉讼强制律师代理的费用支付式,报酬法定化,同时开发诉讼融资诉讼保险新型费用支付制度,缓解财政压力。再通过明晰法律援助的价值定位,使得申请法律援助介入案件的安排更标准化,注重行政诉讼专职律师的培养,以互联网法律服务应用应对不平衡的法律资源分布状况造成的专职律师供求紧张,提高人工智能法律服务水平,用数字赋能强制律师代理,规范法律援助律师质量评价标准,同时布局诉讼费改革为这一制度的扬帆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