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的革新和全球市场的发展给企业领导者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复杂动态的竞争环境,CEO越来越难以凭借一己之力在纷繁芜杂的信息中做出高效正确的战略决策,而强调集体智慧的高管团队集体决策适应了市场环境的变化和要求,成为一种新型的决策模式。但是,目前我国企业管理实践表明,高管团队集体战略决策仍然存在流于形式和加剧团队内部冲突等问题,而CEO的家长式领导作风则是影响高管团队决策效果和内部冲突模式及程度的重要原因。家长式领导作为华人企业独有的领导模式,在过去二十多年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它根植于华人传统文化,强调德行、仁慈和威权,对于华人企业中个人和组织绩效具有独特的解释力,但其在高管团队层次的效能仍需要进一步检验。本研究以企业高管团队中CEO家长式领导行为、冲突和决策效果为主题,探讨CEO家长式领导行为的三个维度对高管团队决策质量、决策承诺一致性、决策理解一致性以及情感接受性的不同影响效应,以及家长式领导如何通过情绪冲突和认知冲突等中介变量对上述的高管团队决策效果产生影响的,为我国在现阶段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中如何利用家长式领导行为管理高管团队冲突、提高团队决策效果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对策。本研究的难点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第一,家长式领导的实证研究还比较滞后,其仁慈、德行和威权等三个维度的效能在不同的研究中结果并不一致,尤其是威权维度在现有组织情境中的有效性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第二,大多数研究集中探讨了中低层次管理者的家长式领导行为对下属的个体变量乃至组织绩效的影响效应,家长式领导在团队层次的研究较为少见,尤其是高管团队层次的效能研究尚无先例可循;第三,高管团队的相关研究多基于人口统计特征视角,CEO的领导行为对团队效能和决策效果的影响研究比较少见;第四,高管团队冲突理论发源于西方组织情境,情绪冲突与认知冲突对团队结果的影响还需要在中国组织中进行检验。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首先,对家长式领导和高管团队冲突等理论的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其次,对企业高管团队进行深度访谈;第三,在文献综述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对高管团队CEO家长式领导行为和冲突行为的范畴进行归纳分析,总结其维度和类型,同时分析了领导行为、冲突和决策效果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研究模型和假设;第四,编制了结构化的高管团队CEO家长式领导行为、团队冲突行为、团队决策效果的问卷,对四川地区的高管团队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来自108个团队的509名高层管理者的有效问卷。利用ICC和Rwg指标检验组内数据一致性后,将个体层次的数据聚合到团队层次。第五,应用条目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检验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最后,应用SPSS 17.0和LISREL8.70统计软件,通过层次回归分析验证了CEO的家长式领导行为对高管团队决策效果的影响,以及情绪冲突与认知冲突在家长式领导行为与决策效果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家长式领导的三个维度中,仁慈领导、德行领导对高管团队决策效果都有积极的预测作用,威权领导则对高管团队决策效果有消极的预测作用;第二,家长式领导的三个维度中,仁慈领导、德行领导对认知冲突都有积极的预测作用,威权领导则对认知冲突有消极的预测作用。但是,仁慈领导、德行领导对情绪冲突则都有消极的预测作用,威权领导则对情绪冲突有积极的预测作用;第三,团队冲突的两个维度中,认知冲突对团队的决策效果有积极的预测作用,情绪冲突则对团队的决策效果有消极的预测作用;第四,认知冲突与情绪冲突在家长式领导的仁慈、德行和威权等三个维度影响团队决策效果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