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是对嘉庆中期政治史的研究。为了更充分地说明问题，文章又对相关问题作了追述，以便从比较中厘清问题的来龙去脉，并从中得出结论。　　全文分成四部分:引言;嘉庆十四年五起官吏侵贪案概况;五起案件的特点分析;嘉庆中期社会危机开始全面加深;嘉庆中期统治政策的调整及其得失。　　引言部分，扼要说明了:嘉庆朝在有清一代的历史地位;嘉庆帝的特点及其简评;该课题的研究状况。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小切口深分析和比较研究法。本文有所突破的地方是:不但全面分析了嘉庆十四年前后社会危机开始全面加深，而且通过比较发现，从嘉庆亲政至嘉庆中期，社会危机经历了一个好转——重新抬头——开始全面加深的过程。　　嘉庆十四年五起官吏侵贪案概况部分，较全面介绍了这五起案件发案时间、地点;案中主要人物;案件过程;案件处理结果及皇帝的处理态度和政策等。　　五起案件的特点分析部分，着重分析了这五起案件的两大共同特点:集中发生在运河沿岸诸省;案犯地位、作案手段及案件集团性上都呈现多样化。文中对这些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展开了分析。当然，文中同时指出，这些特点是相对乾隆晚期和嘉庆初期的情况而言的。　　嘉庆中期社会危机开始全面加深部分，是本文的重点。该部分又有四个小部分组成:嘉庆中期的吏治日趋腐败;钱粮亏空问题趋于严重;河漕问题恶化;胥吏舞弊严重化。即以四个视角阐发嘉庆中期社会危机的严重化。　　吏治是嘉庆帝亲政后面临的三大问题之一。这个时期的吏治日趋腐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官场贪风更盛;官员（特别是高官）因循怠玩之风大炽。高官或地位重要的官员侵贪案增多，是这时官场贪风恶化的主要表现。官员失职、失察和冷漠，是官吏因循怠玩的主要体现。当时高官普遍因循，而言官不言更是典型。当然这种因循怠玩之风并非一日形成，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钱粮亏空问题趋于严重，主要是因为官侵吏蚀国库更加猖獗。广兴、英纶二案反映的是官侵的情况;而工部书吏王书常等侵贪案反映的是吏蚀的情况。本文对这三个案例进行了简要分析，并从中得出了结论:这些官吏侵蚀国库的数额都不小，而且手段猖狂，是导致钱粮亏空的重要因素。当然，这时的钱粮亏空问题源于乾隆晚年，嘉庆帝亲政后，由于对该问题认识不足，加之治理措施不力，故致使该问题日益严重化。　　河漕问题，也是嘉庆亲政后面临的三大问题之一。对这时河漕问题的恶化，本文主要从两个角度加以分析:河漕水利工程问题和漕务管理问题。通过对王伸汉和单幅昌二案的分析，指出了当时河漕交汇处经常泛滥成灾的问题，和直隶等地由于河渠常年失修造成水患的问题。通过对英纶案的分析，发现当时漕务管理弊端严重。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河漕问题已发展到嘉庆帝丧失治理信心，决定试行海运的地步。当然，这种局面也非短期内形成的。嘉庆帝治理河漕问题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期间有成绩，也有失误。　　胥吏舞弊问题由来已久，迨至嘉庆中期问题己严重恶化。本文在这里主要对书吏以外的胥吏舞弊情况作了分析。特别是对这时胥吏问题严重化的原因作了研究，认为胥吏过多是主要因素。嘉庆帝对解决胥吏舞弊问题一直比较重视，但迄未取得较好效果。　　嘉庆中期统治政策的调整及其得失部分，是本文一些观点的总结。由四小部分组成:整饬吏治重心转移，但力度并未加大;没有整套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嘉庆帝多样化的用人标准;嘉庆帝言路政策的变化。　　嘉庆帝于十四年连续处理了五起较有影响的大案，只说明这时嘉庆帝整饬吏治的重心在运河沿岸诸省，并不说明其整饬吏治力度的加大。本文在分析原因时，以广兴、英纶和铁保为例，着重对嘉庆帝处理高官的态度进行了研究，发现与嘉庆帝初年相比，其态度并无变化。　　嘉庆帝本有中兴之志，但对解决各种同时发生的社会危机始终缺乏整套方案。本文以吏治的整饬和钱粮亏空问题的治理为例加以分析，指出嘉庆帝就事论事的缺陷。　　嘉庆帝的用人标准，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本文从其用人思想切入，结合着广兴和英纶二人的情况，对嘉庆帝对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高级官员和中下级官员的用人标准，进行了较全面分析，并最终得出了其用人标准多样化的结论。　　嘉庆帝的言路政策前后有个变化过程。本文以广兴的经历为例，指出了其变化过程是提倡——限制——打击。同时也结合着其他事例，并以时间为线索展开了分析。　　最后结论部分，对统帅全文的观点进行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