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皮姆的译者为中心的翻译史研究模式作为基础。皮姆认为翻译史的相关研究环节是以译者开始和结束的，从而将翻译史的研究中心转移到了译者主体身上。译者的主体性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到其文化身份的影响。本论文采用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视角。依照罗宾逊对“后殖民”第三阶段的定义，“后殖民”是二十世纪末我们对于政治和文化权力关系的看法，时间跨度为所有的人类历史。后殖民翻译理论对于文化身份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层面：（1）译者的文化身份是如何影响其译介活动的；（2）译者的译介活动是如何塑造本土以及异域的文化身份的。这两个层面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本论文的研究目标包括：（1）揭示译者文化身份对其译介活动的影响。戴乃迭的文化身份具有特殊性，既融合了东西方不同的民族文化身份，又受到其女性文化身份的影响，从而对其译介活动产生错综复杂的影响；（2）展现译者译介活动对民族文化身份的塑造作用。本研究考察戴乃迭在译介中国文学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及其译介作品的海外接受情况，以探讨戴乃迭的译介活动对构建中国民族形象的作用；（3）剖析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的权力因素，并给出相关建议。本研究借助对戴乃迭这一译者及其他相关译者的考察，以揭示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这个阶段的对外译介情况，及制约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种种权力因素，并希望给出相关的建议和看法。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为定量与定性研究的结合运用。一方面，本论文采用语料库实证分析方法，对《边城》四个英译本翻译语料库进行检索，给出文本分析数据，由此展示戴乃迭独具特色的翻译风格；另一方面，本研究采用例证、综合分析和归纳总结法，结合不同译本中具体的翻译实例，从微观层面对不同译本进行比较，并分析对比不同译本形成过程中的权力因素，最后归纳出制约译者译介活动的因素和译者文化身份的特点。在研究的时间维度方面，本论文同时运用历时与共时研究方法。一方面，本论文采用历时研究，具体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边城》四个英译本的比较，其二是戴乃迭译介生涯不同时期的代表译作比较；另一方面，本论文采用共时研究，对形成于同一时期的《沉重的翅膀》的戴乃迭译本与葛浩文译本进行比较。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后殖民视角考察了权力因素对译者文化身份的影响，以及译者文化身份的特点，具体为：其一，从宏观角度看，戴乃迭具备双重民族文化身份。在翻译活动中主要体现为杂合性、协商性和流动性的特点。（1）杂合性。戴乃迭的双重民族文化身份使她既能充分理解原作的精神，在翻译时尽力传递原作的风味，同时又能关注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2）协商性。戴乃迭的翻译策略受制于翻译活动所处的特定时代，处于各种权力因素的影响之下，其特定的文化身份是特定时期和语境下种种矛盾和冲突协商的产物。（3）流动性。戴乃迭的翻译策略随着其文化身份的流动而出现变化，其后期灵活变通的翻译方法是为了实现文化的顺利沟通而采取的有效策略。其二，从微观角度看，戴乃迭又具备女性文化身份。在译介新时期女性作家的作品时，戴乃迭充分关注了中国女性生活中面临的种种历史和现实问题，翻译时在尊重原文内容和精神的基础上，采取相对温和的变通手段，以提升译文的女性主体意识，强化作品的女性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