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依职权庭外调查制度,是指法官为完成职务而主动发起的、就与案件有关的事实在法庭以外的其他地点进行调查的一项制度。由于刑事诉讼立法对法官依职权的庭外调查程序只有几条粗略的框架式规定,没有进一步的细致规范,导致实践中法院行使取证权的情况比较混乱,造成审判独立、法官中立和审判公开等诉讼基本原则受到严重的冲击。鉴于此,本文以法官依职权庭外调查制度为核心,运用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概述我国立法关于该制度各方面的规定,剖析我国司法实务在该领域的现状、弊端,考察我国理论界的争论和大陆法系一些典型国家的相关程序设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建议。　　全文除引言外,正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笔者首先从语义的角度分析法官依职权庭外调查制度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找出我国法官依职权庭外调查制度存在的根据:一是它体现了现行诉讼模式对正义、公正和效率的追求;二是它是平衡控辩双方诉讼地位的强大后盾;三是它符合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趋势;四是它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第二部分,笔者阐述了关于完善我国法官依职权庭外调查制度的总体思路。首先,笔者简略分析了法官依职权庭外调查制度的总体运行现状,发现该制度在实践中遇到了许多问题,收到不太理想的效果。尽管如此,这项制度还是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实体正义的追求,有其存在的意义和必要性。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从全局的高度提出了完善法官依职权庭外调查制度的基本原则:首先,法官依职权进行庭外调查时必须坚持中立原则;其次,法官还需要遵循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不为控方分担举证责任,也不危及被告人的合法利益。根据上述原则,笔者认为法官依职权庭外调查制度应当被界定为能够发挥以下三种功能:一是扶持取证相对弱势者的功能;二是为双方提供取证线索的功能;三是庭后核查证据和解惑的功能。正所谓孤掌难鸣,我们在着手完善一项制度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因此,笔者建议通过重构法院取证责任内涵,合理分配刑事证明责任,来消除潜在的司法不公的危险,保障法官科学地依职权行使庭外调查权。　　第三部分,笔者主要就如何完善我国法官依职权庭外调查制度从四大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设想。　　首先,关于该制度的启动条件。笔者回顾了我国立法在该方面的规定,认为现行《刑事诉讼法》加强了公诉机关在法庭上的举证责任,并对法院行使庭外调查权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但在实践中,笔者发现法官们深受实体真实观念的影响,基本上不理会法律的明确规定,操作非常混乱,他们行使庭外调查权非常随意。笔者在参考各家学说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启动法官依职权庭外调查程序的条件必须严格限制在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在紧急情况下需要保全证据的情况。二是需要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情况。三是需要核实“存疑”证据的情况。除此之外,笔者建议立法者明确规定,法官不能依职权到庭外进行其他调查或进行有利于控方的调查。　　其次,关于该制度的实施时间。笔者发现我国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只是明确授权法官在开庭审理后进行庭外调查,却没有作进一步的细化规定;而在实务中,法官依职权进行庭外调查的时间跨度一般为承办法官接到案件至判决前,而该权力一般集中在庭审前或者休庭后实施。对此,理论界的主流观点均认为,法院依职权的庭外调查不应该在庭前进行,但对具体的实施时间就存在不同观点。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对不同的法官进行不同的规制,立案法官可以在立案后至庭审前行使该权力;审判法官只能在控辩双方充分质证后方得行使该权力。　　再次,关于法官依职权庭外调查权的实施手段。笔者同样找出我国立法例在这方面的规定,发现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六种庭外调查的手段,并赋予法官在庭外调查时是否通知控辩双方到场的自由裁量权。而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依职权实施庭外调查的手段并不局限于法条列举的六种情形,经常运用询问证人的手段,并且许多依职权的庭外调查均是单方面、秘密进行地。对此,理论界也有很大争议。笔者认为,如果确有必要,法官也可以考虑运用上述六种明文规定的调查手段以外的手段,依职权到庭外调查,但必须受到以下两项机制的制约,以防止庭外调查演变成为法官的“自我取证”:一是审判人员与调查人员分离机制;二是法院调查的全过程公开机制。　　最后,关于该制度的监督与相对人救济机制。我国立法者设置的相关监督和救济机制,主要是通过控辩双方的外部监督以及法院自身监督来完成。而实践中,一方面,二审和再审对滥用庭外调查权的监督力度不够,另一方面,各地法官在认定从庭外调取回来的证据的效力上操作比较混乱,致使司法权威履受挑战。笔者在参考理论界的各种意见的基础上，建议严格规范法院到庭外调取的证据的使用规则,利用审判监督程序纠正法院不作为和乱作为,再设计可行的确认滥用取证权行为无效机制,以克服现行司法实践中混乱操作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