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传统工匠通过不同时期的造物活动,折射出其在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变迁,这其中尤以明清时期表现得最突出。自从明代中期以降,工匠的人身依附关系出现了松绑,传统工匠的身份实现了自由,大大提高了造物活动的主动积极性,并且打破了既有的“士农工商”秩序,其身份开始在上层士人中逐渐找到了认同。而晚明时期江南地区更是涌现出不少技术文献,其作者不乏政府官员、文人学者和工匠,充分说明了传统技艺已由经验型态转向理论型态全面转变。因此,本文以晚明时期江南地区的儒匠群体为研究对象,以技术经济为视角,试图探讨该群体的构成情况、形成方式,以及技术发展过程中如何与官府、士人和商人等其他群体的互动。晚明江南地区的儒匠来源较为广泛,构成也稍显复杂,不仅有家道中落、生活落魄的士人,也有热爱读书的商人和工匠,同时,工部的部分官员,以及喜爱造物活动的学者们,也乐意化身为儒匠的形象,参与技术文献的写作。他们的出现,带动了科学知识在晚明江南地区社会的广泛传播,表现出了一系列技术科学化的倾向,这些倾向主要体现在标准化、数理化和理论化三个方面。同时以晚明时期新安地区的制墨家群体为例,探讨了儒匠群体社会资源网络的构建情况,以及他们如何塑造工匠精神和科学精神。从而认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为地方社会稳定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也带动了技术经济与地方社会的良性互动,最终寻求到了其身份认同和社会定位,这为我们考察晚明时期社会转型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晚明之际的社会处于流动性的状态当中,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变革的走向,孕育出了新的近代因素。在这个社会大流动的状态中,作为知识群体,儒匠群体也同样面临着转型,不管是社会角色的转换,还是科学理论的建构,从某种层面上都是力争话语权的争夺,寄希望于在社会变迁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其本质上还是儒家社会意识形态对中国古代传统工匠的渗透。由此可见,本文将技术与工匠结合考察,重点突出晚明江南地区儒匠群体的主体性,为考察特定历史时期的技术与经济的互动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同时,将儒匠置于特定的场域进行考察,审视该群体参与社会事务的路径,无疑会弥补当前社会史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忽视,为我们探讨晚明社会的转型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而有关中国古代工匠精神的探讨,十分符合当前我们对于手工业从业者的关注,有助于构建“匠人·匠技·匠心”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