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语境里,文学上的“现代派”是一个内涵和外延模糊却又被广泛使用的概念。施蛰存先生曾说过:“‘现代派’是一个‘漩涡’。”所谓“漩涡”,意思有二:一是无法对“现代派”准确地下定义,它从来不是成熟和稳定的,时时有新的生成和崩溃,没有一致的看法和解释,于是乎各各以意为之;二是“现代派”的创作和研究,既可能别开生面也可能落入陷阱,是一种诱惑与危险并存的事业。本文首先对它的思想源流进行追溯、对它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考察它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特定的历史内涵,试图探讨不同历史时段的落差所造成的势能为文学研究带来的可能性和遮蔽。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个“现代派”谱系宏大,我论文的尝试研究的具体对象,是被现代文学史既定地称为“现代派”的这一文学流派,即之所以做这样的限定,不仅是因为无论是在小说、诗歌还是其它文学实践上,它都是中国“现代主义”选择的第一次集中的具象和显形;更重要的是自“第一次”起,“现代派”就几乎是最大程度地聚焦了美学、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它在文本内外焦虑的形成、对危机的纾解和处理、似是而非的存在和无法挣脱的困局,昭示着“现代派”贯穿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宿命般的暧昧文化位置。论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是对研究对象的界定,既强调他们作为一个流派的集结,也突出各人在其中的位置与作用。以《现代》杂志的创办为标志,“现代派”的流派意义和内部人员组成得到了相对固定,通过对“角色分配”的讨论,不但能厘清他们内部的关系,而且有利于更好地展开对“现代派”主张和实践的认识与分析;同时,藉由对“现代派”内部文本上的“互文”研究,揭示诗人戴望舒作为“现代派”的灵魂人物的位置。第二章探讨了同为大革命失败后的产物“现代派”和“左翼”的关系。若要对“现代派”追根溯源,首先遭遇的便是他们的“革命”经历。该章对此展开了详细探讨,认为“现代派”与“左翼”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无疑构成了一种对照——是在中国无论社会整体还是作为社会分支的文学都处于后发状态下的“启发性”大于“刺激性”的对照:而这种“参差的对照”所“还原”或建构的恰恰是一个“沉重的时代”,“现代派”和“左翼”都不得不是时代的负荷者。第三章主要通过详细的文本分析考察“现代派”的时间感觉和主体意识。作为“现代派”生成之源与存在之本的大都会上海作为至关重要的“影子”主角进入研究视域,促成“当下性”美学体验的产生,给现代文学的发展带来新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潜伏着主体迷失的危险;“现代派”中的诗人戴望舒和路易士在对“现代”的理解上殊异于其他人,并因各自对“现代”的理解而使得文学创作别开生面,也各设专节进行了讨论。第四章展示了“现代派”作为一个流派最终的疏离与分化。“现代派”诸人在《现代》杂志编辑易手后逐渐疏离,文学创作与活动方面也显现出不同的倾向。在抗日战争中,“现代派”诸人在香港学士台的最后一次集结。这个被微缩了小世界里,他们被不同的力量推动和牵扯着,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和文学道路,剪断了联系着彼此及过去的纽带。民族战争不仅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同时也改变了他们的美学理想。“现代派”正式分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