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沿线国家各领域的交流和合作不断深化,各国间的科技人文交流日益频繁,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人数持续增长,成为出国留学的新潮流和新趋势。然而沿线国家民族众多,社会环境复杂,语言、文化、风俗迥异且各具特色。因此留学生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不仅要承受在异国的学校完成学业的压力,还要面临更为严峻的语言障碍、文化差异、饮食习惯、人际交往、人身安全、甚至歧视与偏见等一系列问题,对留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重要影响。预研究首先通过相关文献综述与对“一带一路”沿线独联体国家部分中国留学生的走访与探查,结合独联体国家具体的文化背景与实际情况,以问题为导向,有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本土化量表进行修订。分别对艾森克心理状态评估量表("Самооценкапсихическихсостояний"Айзенка);自我感觉、积极性和心境评估量表(Самочувствия,активностиинастроения,САН);精神状态临床评估量表(Клиническийопросникдлявыявленияиоценкиневротическихсостояний)等俄语原版量表进行汉语和阿塞拜疆语版的双语修订。对修订好的量表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信效度良好。为后续研究提供方法和工具上的支撑。研究一选取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独联体国家留学的201名中国留学生作为被试,采用修订好的量表对该地区中国留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大范围普查,了解该地区中国留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独联体国家中国留学生在焦虑、偏执、抑郁、强迫、挫折感、攻击性等方面的心理健康问题较为严重。在焦虑性、挫折感、神经衰弱等方面的性别差异显著,女生差于男生;在焦虑性、挫折感、攻击性等方面的受教育水平差异显著,硕士生差于本科生;出国时长对留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二在研究一大范围普查的基础上,由大入小,精确到小范围进行了对比。以具有独联体国家代表性的阿塞拜疆为统一的文化背景,分别选取在阿塞拜疆留学的中国和土耳其留学生各98名作为被试,对比二者在各个维度上的心理健康差异及其人格气质类型差异,进一步探讨该地区中国留学生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是否还存在于其他留学生群体,以及二者在心理健康问题上存在的差异。调查结果显示,在阿塞拜疆的中国留学生在焦虑性、抑郁,神经衰弱、歇斯底里、躯体化维度上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好于土耳其留学生;在阿塞拜疆的中国留学生在挫折感、强迫症状维度上差于土耳其留学生。在阿塞拜疆的中国和土耳其留学生被试在人格气质类型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土耳其留学生大部分属于胆汁质,中国留学生大部分属于多血质。研究三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独联体国家的20名中国留学生进行深入访谈,分别从受访者出国前的准备、出国后在学术、语言、生活、心理等方面的适应和求学目标与对东道国的期望等角度进一步探明该群体在留学过程中产生心理健康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从而验证研究一和研究二问卷调查得出的结论。访谈结果发现,受访者因语言困难与交流障碍、学业压力、文化差异、文化适应、文化距离、应对方式、期望落差、生活满意度、歧视与偏见等因素造成的抑郁、焦虑、强迫症状、挫折感、偏执、负性情绪、人际交往敏感、神经衰弱等心理健康问题尤为突出,与问卷调查得出的结果基本一致。综上所述,“一带一路”沿线独联体国家中国留学生在焦虑、偏执、抑郁、强迫、挫折感、攻击性等方面心理健康问题较为严重。性别、受教育水平、出国时长等因素的差异显著。在阿塞拜疆的中国留学生在挫折感、强迫症状维度上差于土耳其留学生。影响中国留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主要包括:语言困难、文化差异、文化适应、学习压力过大、经济压力、应对资源(知识和技能)、受教育水平、国籍和文化距离等。当前研究结论为今后促进“一带一路”沿线独联体国家中国留学生的跨文化交流、留学生服务、教育和管理等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同时,也为正在或者将要赴该地区留学的学生本人和家长、派出学校和单位、出国培训机构、国家留学服务中心和相关留学管理机构,乃至各种心理咨询部门提供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