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交往十分频繁,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等诸方面皆是如此。德国亦不例外,1871年,德意志联邦完成了统一,德国正式诞生,此后,中德两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对德国的关注度颇高,对于德国的国家形象、与德国相关的重要政治事件或是德国先进的思想文化等,中国人多会关注并加以分析评论,是为中国人对德国的认知。近代中国关注德国的人群中,不仅包括李鸿章、张之洞等政界要员,张德彝、刘锡鸿等外交使节,梁启超、章太炎等学界精英,孙中山、宋教仁等政治精英,许多名不见经传的中小知识分子、报刊记者、杂志编辑等,也在关注着德国,并把自己对德国的看法或评论写成文字,供知识界讨论,供政府参考。当然,中国人评论德国,其目的还是在于试图从德国寻找可供中国汲取、借鉴的经验,故而,基于中国人对德国的认知,产生了诸多影响,其包含思想层面的影响与物质层面的影响两方面,对于物质层面的影响,前人研究颇多,本文主要以研究思想层面的影响为主。本文以1870~1920年间中国人对德国的认知及其影响为研究对象,即研究从普法战争开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中国人对德国的认知,以及基于这些认知而产生的思想层面的影响。论文分为三章,主要内容为:“第一章、从普法战争到德占胶州”。基于德国在普法战争中的优异表现,诸多中国人认为德国之所以能战胜老牌资本主义强国法国,主要是因为其军备优越,故而,中国应该大力引进德国军备,这样的观点声援了当时较为先进的洋务派。当然,较之于同时代之人,早期维新知识分子王韬对德国的看法更加全面、深刻,他看到了德国强大军事力量背后优越的政治、军事制度。除了王韬之外,早期维新思想家郑观应、著名外交使臣张德彝以及《申报》学人也对该战争有自己的见解。19世纪80年代,中德两国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中国人把德国当作良师益友,师法于德国是这一时期中国人对德认知的主流。刘锡鸿、李凤苞等驻德公使提倡从军事上学习德国;外交使臣张德彝在其大作《五述奇》中详细介绍了德国诸方面的情况;而以郑观应、薛福成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则是希望中国全面学习德国,包括学习德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德国侵占胶州湾之后,中国人对德国的态度急转直下,知识界大力谴责德国,但同时却苦于实力不足,不敢主张对德国宣战,而且,知识界认识到,德国占领胶州,乃是蓄谋已久,并非是教士被杀使然,德占胶州事件开启了列强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的先例,将会引来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故而,中国必须改革维新,方可避免亡国之祸。“第二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因素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这一时期,是中国知识界相当活跃的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先后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纷纷汲取外国的经验,为中国之未来献言献策。康有为对德国素有好感,而1904年的德国之行,使得康氏对德国之好感进一步加深,他认定德国的君主立宪制较之于法国的民主共和制更加适合中国,因此,康氏坚决主张学习德国的君主立宪制。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期间,一度对民主共和抱有好感,但当他阅读了德国思想家伯伦知理与波仑哈克对于民主共和制度的分析之后,改变了其固有主张,转而反对民主共和,主张开明专制。杨度在俾斯麦“铁血主义”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其独具特色的“金铁主义”说。除此之外,在“民族主义”话语形成过程中,德国因素亦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先是德国的单一民族建国方式得到了中国知识界的认可,后来,德国思想家伯伦知理的学说再次启发了梁启超,使得梁启超提出“大民族主义”论,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话语的建构起到了推动作用。“第三章、欧战期间知识界对德国的认知及影响”。欧战爆发之后,中国知识界分析了德国挑起欧战的原因,认为德国之所以挑起欧战,有其思想根源,具体而言,乃是大日耳曼主义、军国主义、进化论思想使然;有其经济根源,是为了本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有其现实根源,德国长期以来同其他国家的矛盾激化使得战争不可避免。欧战前期,基于德国在战场上的优势,知识界承认德国的优势并分析德国取得优势的原因,乃是基于其军国主义,对于德国的军国主义,知识界赞扬者较多,而理性分析者亦有之,在分析德国军国主义的同时,知识界也提出了对中国相关问题的思考。除此之外,知识界还对战事未来走向进行预测,绝大多数论者的分析较为客观,并不因为德国前期占优便认为德国能取得最终胜利。欧战中后期,知识界分析评论了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讨论了中国是否应该对德国宣战的问题。欧战结束后,知识界为德国的战败而欢呼,认为这是公理战胜了强权。同时也反思德国的军国主义与强权政治,先前对军国主义的赞扬荡然无存,代之以对军国主义的愤怒声讨与谴责。另外,知识界还对德国战后的走向进行预测,有人认为德国将洗心革面,抛弃军国主义,有人则是认为德国会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根据本文的研究可以窥见,在晚清民初这一时段内,中国人对德国的关注度是很高的,中国人对德国的认知、评价之中亦有不少真知灼见,这体现了先辈们的智慧。基于对德国的认知,产生了不少重要影响,进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另外,中国人关注德国、思考德国问题的落脚点仍在中国,任何对于德国的分析评价,都是围绕着如何能使中国富强这一核心而展开的,因此,救亡图存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主旋律,它始终是中国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始终是知识界的核心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