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贫困问题是世界性的突出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开始转型,伴随经济结构的调整、国有企业的改革、就业制度的变迁、户籍管理的松动等,我国出现大量新城市贫困群体。西安是西北地区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进入社会经济转型期后,形成了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城乡流动人口、在职低收入者以及无业人员,使城市贫困规模扩大,城市贫困问题越来越严重。城市贫困群体不仅收入贫困,在住房、配套设施、社会活动参与等多方面也处于不利地位。本文在课题组成员前期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总结西安市收入贫困空间特征,选取西安市新城市贫困典型区为研究地区,并以新城市贫困群体为研究对象,深入社区进行访谈调研,基于生活质量导向对城市贫困群体进行深入分析。本文主要运用FGT指数法对西安市主城区收入贫困进行分析；用统计法、AF多维测度法对贫困群体的教育、职业、住房等多个维度的贫困进行了客观评估,并对比各典型贫困区的特征；采用语义差别法、关联词汇网络及熵权TOPSIS法分别剖析贫困群体对其生活环境、生活感受及生活满意度的自我认知,并分析贫困群体生活状况形成的原因及机制,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改善对策。主要结论如下：(1)西安市收入贫困空间区位化现象显著。贫困地区主要与城市发展相对较晚的地区、城乡交错的近郊边缘区、内城衰退区、城中村及城市老工业区等相对脆弱地区耦合。作为西北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这与国内东部沿海城市广州、南京的贫困区位化特征相类似。(2)贫困群体处于多重剥夺状态,多维贫困现象严重。西安市贫困群体在住房、家庭耐用消费品、水卫等生活设施、住区公共配套设施、娱乐活动等多方面剥夺比例较高；采用Alkire and Foster法进行多维贫困测算发现多维贫困指数较高,当维度为1时,贫困发生率高达0.9472,不少贫困人口各维度均处于剥夺状态；住房、教育、职业指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度相对较大,是贫困人口的主要致贫因素,而卫生环境因素的贡献度相对较小。(3)贫困群体的贫困感知度薄弱,对生活的主观满意度不高,生活感受多偏向负面。就意象感知而言,贫困群体认为治安、居住面积、采光条件、邻里关系、出行交通相对较好；而环境卫生、周边设施、建筑等相对较差。就生活感受而言,整体上是消极的和负面的,贫困群体对生活的不满主要与工作状况、薪资水平密切相关,满意感主要与邻里关系及交通条件等有关。就主观满意度而言,离各指标的最优状态还相差甚远。研究发现不少贫困人口对自己生活状况的认知能力较差,呈现主观感知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的状态。(4)典型贫困区不同,贫困群体及其生活质量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相关部门在制定脱贫减贫的政策时应予以关注。就贫困群体而言,退化的国企工业区(纺织城)以本地城镇、下岗失业、离退休中老年工人为主；内城被边缘化地区(解放门)以本地非农、低学历、无技能低端服务业和退休工为主,无业比重突出；城中村外来人口聚居区(鱼化寨)以异地户籍、服务业和工人为主,高学历中青年比重突出；汉城遗址保护区(六村堡)以本地农业、低学历工人为主,无业中青年比例突出。对比发现,老城衰退区(解放门)和外来人口聚集区城中村(鱼化寨)是多维贫困最严重的地区,其次为遗址保护区(六村堡),而退化的国企工业区(纺织城)相对较轻。(5)贫困群体的生活状况是在外部因素、自身条件及贫困群体固有的贫困文化三大方面长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机制下形成的。外部体制的变迁、制度的缺陷推动很多城市人口靠近贫困边缘或陷入贫困；自身综合能力的低下,使这些人口适应能力较差,难以重新在市场经济激烈的竞争中立足,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他们踏进贫困或深陷贫困；而贫困群体固有的贫困文化导致其认知出现误区、观念陈旧消极,促使他们不愿与贫困作斗争,安于现状,使他们难以走出贫困。在改善贫困群体生活状况的对策制定时,要以提升贫困群体自身竞争能力为根本,以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健全社会救助体系为补充,以优化社区功能相配套,来改善贫困群体的生活现状,而各典型贫困区应根据自身形成的独特性,有侧重地制定改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