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地区性特征是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过程中累积形成的,当前处于上海市中心城区的提篮桥地区的地区性正在被逐渐消解、擦拭和抹去,地区人居基因处在无法逆转的消失过程中。本文以近代上海提篮桥地区人居环境为研究对象,运用人居环境科学理论融贯综合的研究方法,从城市空间、街道形态、建筑类型、绿化景观、公共环境卫生等进行研究。同时,以设计学的专业视角将人居环境研究拓展到室内陈设、建筑装饰等方面,全方位的梳理近代一百多年来提篮桥地区的人居状况、人居演变规律、人居文化构成等内容。本文基于建筑学、城市规划学、风景园林学三大核心学科和设计学的专业本位,对提篮桥地区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沿革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入挖掘。从相关史料和临近地区照片资料出发,有依据的提出提篮桥开埠前的自然环境为江南农村水乡、大小村落零星分布、农田密布为主的自然风貌,并随着上海开埠和美租界的辟立、公共租界的拓展而逐渐改变。提篮桥地区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城市空间和街道形态体现了其人居城市空间的转变过程和主要特征。本文首先分析了水网、道路之间的关系和演变情况,即人居环境的变迁和城市化的推进是依托道路的拓展而在空间上逐渐延伸,道路的修筑在城市化发展初期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水网的分布和走向。街道形态的研究依据《老上海百业指南》(约1937-1940年间)的测绘图和作者所进行的实地测绘图进行,主要从平面形态、立面形态、空间形态既独立又互相融合的三个方面展开。近代提篮桥地区的平面形态呈现出规划中的自生长性,即在整体有序的城市平面形态中较为普遍的存在私搭乱建、占用道路等情况:立面形态则体现出中式传统建筑样式与西方现代建筑交融共存的特点,街道D/H的比值也经历了从大变小的明显变化;空间形态主要依据历史实景照片进行论述,同时综合了街道各种形态指标,可以判断出提篮桥的街道空间形态从传统到现代、从断续到连贯、从乡村到城市、从单一的居住到商业为主的商住结合的转变,在时空上是以百老汇路、熙华德路为起点,并逐渐向东、向北推进。提篮桥地区建筑类型多样,里弄住宅为分布最广最为普遍的类型,宗教建筑、监狱建筑、服务航运建筑、菜场建筑、学校建筑等既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中也蕴藏着地区的独特性——提篮桥监狱和犹太人建筑构筑出独有的地区文化。室内人居环境是设计学角度研究人居环境对于该理论的有效补充。提篮桥地区的室内人居环境体现出时代的设计和审美特征和居住主体阶层的差异化。从材料上来看主要是以木材、石膏等作为装饰的主要材料,吊顶、楼梯扶手、地面铺装、壁炉、门窗、家具等因为居民层次的不同而差异明显;也有紧凑型的平民装饰(如唐山路三益村)和大户有格调的装饰(如高阳路215弄)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国别的外国人带来了不同风格的室内陈设文化,尤以反映日本人恶行的“慰安所”和犹太人带来的“犹太风格”最为典型。近代提篮桥地区长期扮演租界非中心地带的角色,道路绿化景观呈现出断续、不均衡的状态,没有形成比较系统、全面的绿化景观。其中,两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园林景观是霍山公园和汇山大戏院的屋顶花园,它们为二战时期的犹太难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户外活动空间。霍山公园作为本地区唯一的公园其作用尤为显著,其公园景观发生了四次以上的历史性大的变化。提篮桥地区公共环境卫生受租界整体管理、运营的影响统一于租界整体,同时也具有自身的“双重角色”。除了解决本地区的公共环境卫生之外,还依托虹口港等承担着租界地区的垃圾转运与焚烧、粪便转运等公共环境卫生问题。近代一百多年间,提篮桥地区从传统乡村转向现代都市,人居环境受地理区位与滨江环境影响,建设时序呈现由南向北、由西往东逐步推进的规律性变化和质的转变。这个过程受近代上海开埠和租界扩展的极大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极大的融入了不同的异质文化,形成了该地区包括里弄文化、犹太文化、法制文化和宗教文化等在内的人居文化。近代上海提篮桥地区的人居环境受前现代社会“互嵌式”发展模式的影响,受制于经济、社会、宗教、政治等的总体影响,呈现出一种外力决定的阶段性、断裂式的发展态势,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微观区域差异和时序性特征。阶段性体现在至少可以将其划分为上海开埠至美租界时期(1843-1863)、公共租界初期(1863-1900)、公共租界中期(1900-1937)、日占时期(1937-1945)和抗日胜利至新中国成立(1945-1949)五个阶段。微观区域差异性体现在该地区西南老美租界区域、南部滨黄浦江区域与虹口浜沿岸和北部区域的不同人居特征。时序性直接体现在租界当局成立并活动的时序、方向与强度。近代提篮桥地区人居软环境(政策、法规、文化、宗教等)既具有与公共租界的同步性、同质性,同时也形成了自身的地区性特征最终形成并延续至今。基于以上的历史性研究,结合人居环境现状及其突出问题,对如何提升人居环境质量作了归纳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