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二,经济发展取得骄人成绩。我国的经济改革无疑是成功的,但是伴随经济体量迅速增长的却是因长期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等不利于社会公平、稳定的难题。2016年,国务院出台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将发展普惠金融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这明确了国家将发展普惠金融作为我国金融改革的一大方向的决心。本文重点研究综合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有利于缓解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本文在展开研究时,首先系统梳理了现有关于普惠金融研究的文献,整理国内外普惠金融的发展历程,总结发展普惠金融对于缓解金融排斥、提升长尾客户收入的现实意义,以及明确影响普惠金融发展的具体指标。根据文献阅读梳理的结果,本文认为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服务都应当属于我国普惠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提出构建全面反映我国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状况的综合普惠金融指数用于支持后续实证检验的构想。本文主要的做法是:首先,依据影响传统普惠金融的因素并收集数据,利用变异系数法和熵值法构造传统普惠金融指数;然后,结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18)》,再次使用变异系数法和熵值法构建全面反映我国各省(市、自治区)普惠金融发展状况的综合普惠金融指数。城乡收入差距是本文的另一重要研究对象,通过阅读国内外相关主题的文献,分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系统梳理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及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后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实证检验所涉及的5个主要控制变量。关于城乡收入差距,另一个重要的研究话题是如何准确衡量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本文综合比对多种测算方法后,考虑到我国城乡二元人口结构在衡量城乡人口方面的缺陷而决定选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对比值来测算城乡收入差距。本文通过理论研究主要提出了三个研究假设:假设H1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综合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假设H2是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向影响作用要大于传统普惠金融;假设H3是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综合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依据本文提出的三大主要假设,实证检验部分以城乡可支配收入比作为被解释变量,综合普惠金融指数、传统普惠金融指数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主要解释变量,城镇化率、人均GDP、政府财政支出、产业结构和外贸依存度为控制变量构建回归模型并展开实证检验。综合普惠金融指数构建方面,2011-2017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综合普惠金融水平都得到了较大提升,但不同省份间依旧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具体地传统普惠金融差异呈逐步扩大之势,数字普惠金融差异呈逐渐缩小之势。城乡收入差距方面,2011-2017年各省(市、自治区)城乡收入差距均稍有下降,然而不同省份间城乡可支配收入比存在明显差距。本文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变量后,综合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确实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我们分别从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入手依次进行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正向作用要显著优于传统普惠金融。考虑到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第三个假设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综合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较大地域差别,总体而言,影响程度西部大于中部,中部大于东部。发展普惠金融是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重要方向,通过近几年的发展,我国普惠金融建设成效初显,但金融歧视与区域差异问题依旧明显存在,发展普惠金融任重道远。本文认为:首先,国家应当充分利用普惠金融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突出优势,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极大地突破人员限制和地理限制,最大程度地触达用户,个性化定制金融产品和服务,挖掘长尾市场。其次,要积极推动金融改革,改善普惠金融发展的顶层设计。最后,促进机构间数据交流共享,加快构建符合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特征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