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学者多局限于探讨陶渊明与魏晋玄学之关系。本文则将这种探索上溯至东汉，从东汉选举制度所造成的隐儒传统、东汉班固、王充的命定观思想分别论述其对陶渊明的影响。论文第一部分认为，东汉选举制度中“试职”措施的实施使儒生在与文吏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入仕之路不畅。而选举制度中对儒生的德行的要求包含有隐居乐道的内容。这种选举制度使儒生队伍发生分化，一部分儒生向文吏靠拢，步入仕途，另一部分则沦于隐逸。隐儒传统逶迤至晋，陶渊明与其亲友如张野、张诠、孟陋等人接续的便是这种传统。陶诗“素心人”指的也是这些人。　　陶渊明讲“委运乘化”、“自然”。不可否认，这里面有玄学影响的因素，前辈学者亦多从此入手。本文则认为，支撑着陶渊明这种思想，更重要的是东汉以来的性命观，尤其是班固、王充等人的命定观。这种命定观认为人的寿命的短长、德行之清浊贪廉都出于天禀，人所要作的只是随顺其本性，以尽其性命之理，这种命定观强调“物有欲而不居，亦有恶而不避”，更多的与《中庸》及《孟子》有血脉上的联系，而与玄学的养生修静及任达二派有质的区别。东晋戴逵、陶渊明便受到了这种命定观的影响。　　陶渊明隐居江州，则辨明江州学术传统与思想氛围对研究陶渊明尤为重要。东晋江州儒学兴盛，在东晋儒学衰微的整体背景中显得很突出。这一方面得益于地方官如虞溥、华轶、庾亮等人的扶持，亦与江州学风与吴、会地区不同有关。江州儒学的兴盛为刘宋以后儒学的复兴准备了人才。江州儒学人士与佛教关系较为密切，这与对玄学放达作风的抵制有关，亦与佛教报应论对这些儒学人士的吸引有关。不能因为二者关系较为密切而抹杀他们思想中儒家的主导地位。　　本文下编拟在上编探讨陶渊明思想基础上论述陶渊明诗文特色以及宋人对陶渊明的评价。时间有限，只写成一篇有关田园诗特色的文章。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创作的先河。陶渊明之前，只在《诗经》、汉乐府中有少量田园题材的诗。一类是类似于《芣苢》、《江南》的通过对劳动过程、场景的描绘来传达恬美畅适意趣的诗。另一类是《七月》等类似于月令的表述各季节农事的诗。陶渊明在躬耕垄亩的生活基础上，学习《诗经》、汉乐府的这两类诗又有所发展，从而为田园诗的创作作出了贡献。　　本文另有附录二则，附录一论述陶诗《赠羊长史诗并序》中“左军长史”之左军指檀韶，而非朱龄石。附录二论述陶传中“起为祭酒”指起为祭酒从事史，而非如逯钦立先生所云“别驾祭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