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无所不在,据悉人们平均每分钟都要使用六个隐喻。正是因为隐喻在人们生活中如此高的出镜率,从而吸引了大批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和学习。其中最为突出的贡献当属莱考夫和约翰逊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真正意义上促使隐喻的研究从单纯的修辞手法到认知角度的巨大转变。鉴于隐喻与人类认知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隐喻历来受到了各方学者的高度关注,相关的著作和文章也层出不穷。关于隐喻是否可译而又选择什么样的翻译方法,则成为了译者争论不休的课题。本文采取了定量的研究方式,以《围城》英译本作为个案研究对象,选择关联理论作为整个文本的理论指导,从而探究在面对不同类型隐喻翻译时译者该何去何从。根据关联理论,翻译同样也是一种交际,遵循着交际的一般法则,但是不同于普通交际的地方则在于其是跨文化、跨语言的活动。翻译历经两次明示与推理的过程,在这其中,译者身负重任,不仅扮演着听者的角色,同时还要扮演着交际者的角色。他必须通过推理这一过程了解到原文作者的意图,同时预估到目标读者的认知环境。而决定译者翻译策略的根本则是---达到最佳关联,译者必须制造足够的语境效果,同时不让读者花费不必要的处理努力。《围城》的译者充分考虑到语境效果和目标读者处理努力,采取了直译与意译两种方式结合,包括保留隐喻,转换隐喻为明喻,为隐喻添加附注,舍弃隐喻等翻译策略。译本大体上保持了著作的原汁原味,并力图在目标语中取得同原文本一样的效果。该译本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译者令作者的意图和读者的期待得以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