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该政策提出目的之一就是消化过剩产能,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促进转型升级。因此,企业的投资活动成为被关注的焦点。在复杂的经济市场中企业频繁出现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的现象,非效率投资行为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隐患,严重影响了资本的有效使用。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主要是由代理冲突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股东与管理层由于追求目标不一致而存在代理冲突,当企业内部的管理层权力较大时,管理层可能会运用其权力获取私有收益,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异化企业投资行为,导致非效率投资的产生。随着《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出台,内部控制逐渐成为公司治理的重要手段,旨在控制企业的内部环境、监督机制以及对外报告等,同时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助于抑制管理层逆向选择,为企业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与信息不对称理论,运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从管理层权力特征入手,研究随着管理层权力的增大,管理层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是否会显著提高。其次,考虑到内部控制强制实施的背景,研究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是否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完善监督机制,来有效抑制非效率投资行为。再次,由于企业管理层承担着投资项目的决策和内部控制的执行职责,本文研究了管理层权力和内部控制的综合作用,即高质量的内控能否抑制管理层权力过大导致的非效率投资。最后基于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根据企业产权差异分析管理层权力、内部控制如何影响国企和非国企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本文以2009-2016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考察了管理层权力、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管理层权力越大,越有能力和动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非效率投资;(2)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完善监督体系,抑制非效率投资;(3)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抑制管理层权力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本文的创新点归纳为以下三方面:第一,构建管理层权力的多维指标测量体系,本文分别采用综合指标和积分变量两种方法,分别从组织结构权力、所有制权力和个人能力三个层面5项指标,最终综合成一个指标进行度量,为科学衡量管理层权力结构以及强度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综合考虑了内部控制与管理层权力对非效率投资的作用,同时分析了投资过度和不足各自产生的机理。第三,综合考虑产权性质的差异。我国的资本市场较为特殊,国有与非国有企业在公司治理、监管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分别研究不同产权属性,有助于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综上,本文丰富了非效率投资相关文献,并且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利于缓解代理冲突、减少信息不对称,完善了相关经济效应理论。本文的研究结果为缓解代理冲突、提高公司治理效率,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以及监管机构政策优化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