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摆脱近代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人前仆后继地探索着西方的富强之本和中国的救国之术，这有力推动了近代中国宪政理念逐步萌发并向纵深发展，对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和治理机制完善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民国以降的研究来看，学界对宪政思想的考量，有的以不同政权的发展变更为纲，有的以接受外国“先进”宪政的进度为线索，有的仅对宪政思想发展的某个历史阶段进行考察，还有的以宪政事件或单个人物的宪政思想演进为主要分析对象，但对中国近代时期宪政理念的演变进程作整体梳理的不多，从整体上将宪政理念的历史演进与宪政先驱的思想发展及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的也很少。在内容上，以近代宪政理念为重点的不多;在方法上，将宪政理念的历史演进与宪政理论分析及其实践结合起来的研究较为少见。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于近代宪政理念演进问题的研究较为薄弱，对近代国人在宪政理念探索过程中的主体性关注明显不足。　　本文的研究主要是以近代宪政先驱探索与推进宪政理念的思想发展历程为主线。论文的创新主要有两点:首先，结合近代宪政理念发展变迁的状况，提出并界定了适合中国社会实际的宪政内涵和宪政理念。本文的宪政理念主要指近代宪政先驱们在宪政运动中所秉持的基本价值追求，其本质核心是限制统治者特权与规范权力运行以保障民权的实现和发展，其在实践中的主要分歧是对于中国所适用的宪政模式及其推进方式的不同选择。宪政理念的演进主要借助着宪政思想及其理论的发展，但演进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而是与社会现实背景紧密关联，受着诸多社会现实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且，宪政理念最终也须落实到宪政实践并在实践中接受检验与发展。本文中君主立宪或民主立宪理念的实践，主要是考察宪政理念在现实中被解读和修正的情况，是对宪政理念在理想与现实相衔接方面的进一步研究。由此，本文着重考察了宪政理念与现实政治及传统文化的互动，而宪政理念与经济等其他社会因素的联系则基本上不在本文考察之列。其次，本文将中国近代宪政理念演进的历史细化为酝酿期、冲突期、反思期和融合期四个阶段，进而重点考察了每一阶段内宪政各派主要代表人物富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理想追求和重要实践，认真梳理了他们在近代宪政模式与宪政路径的选择等重大问题上的相同点和差异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分析了贯穿于近代理念演进中国人的主体性，以期从历史的逻辑中探究出中国近代宪政发展之道。　　本文主要分为六部分。　　第一章为绪论，末章探讨近代宪政理念演进与社会传统的关系，二至五章则分酝酿期、冲突期、反思期和融合期四个历史阶段集中考察了宪政理念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演进状况。　　宪政理念酝酿期阐述了在内忧外患重重、亡国灭种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近代中国宪政理念萌发的艰难历程。酝酿期是宪政理念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君主立宪理念这个“新鲜”事物在近代中国的摸索期与建塑期，同时也是多种政治思想集中萌发时期。君主立宪理念的摸索期着重分析了近代早期开明士绅从探求西方富强之本源逐步摸索到重视西方宪政的过程;建塑期则重点考察了最早发展起来的中国近代宪政理念——君主立宪理念逐步发展直至成型的过程。在君主立宪理念较快发展的同时，这一时期还酝酿着其他多种思想，如孙中山所追求的革命的民主立宪理念和康有为等的大同社会构想等等。　　宪政理念冲突期主要分析了在该时期形成并日益发展壮大的两大立宪派别——君主立宪派和民主立宪派在宪政理念与宪政实践两个层面上的分歧与博弈:一是，近代中国两种主要宪政理念在理论上的发展、对抗及互动。二是，这两大宪政理念在近代社会中的曲折实践。君主立宪理念的实践可分为清廷对日本模式立宪理念的实践和梁启超、杨度等对英国模式立宪理念的实践以及二者间的系列冲突，包括预备立宪、国会请愿运动以及咨议局和资政院的运作等大事件。辛亥革命成功及其后的短暂时期则是民主立宪理念的集中实践期。有着千年历史的专制皇权制度被推翻，崭新的民主共和国成立，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核心的一系列宪法性文件和保障民权、发展民生的措施也先后得以制定出台。其中，推翻皇帝和竖起民主共和大旗不是民主立宪派一己之力所为，而是与君主立宪派和排满的官僚派三方乃至其他更多社会力量合力的结果。　　宪政理念反思期主要阐述了以孙中山和梁启超为代表的原两大立宪派和后起的新文化派对前两个宪政运动时期所秉持理念的反思。本章从两方面展开:第一部分分析了引发近代宪政先驱对宪政进行集中反思的原因，介绍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届国会的运作和首次正式政党政治的艰难实践。第二部分集中阐释了社会主要进步力量对先前所秉持宪政理念及其实践的反思，包括梁启超对宪政思想的反思和总结、孙中山在否定西方代议制为中心的宪政模式基础上建构“三步走”的“五权宪法”宪政宏图和新文化运动试图建设宪政新伦理的努力，希冀摆脱以往宪政理念实施不畅的困境。　　宪政理念融合期主要从近代宪政理念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中西融合两个层面进行阐释:先是分析了五权宪法、权能分立思想、宪政程序说和地方自治论努力结合中国历史与现实，以西方宪政为参照，充分发掘中国政治智慧的中西综合特色。接着阐释了所谓训政思想的秉持者与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宪政理念及其实践上存在的冲突和融合。透过对约法之争、民主与独裁之辫、训政与宪政论战以及民盟争取“第三条路线”的运动等宪政理念之具体实践的分析，得出结论:通过多次宪政运动，中国近代的宪政理念与社会现实不断进行妥协;宪政目标“变小”了，甚至只要求最低限度的宪政，但自由派与训政派在互动和宽容方面比以前进步很多，宪政建设与中国国情在结合上也更进一层。但由于诸多历史原因，该阶段的宪政理念在现实中的进展依然不尽如意。　　通过考察近代宪政理念在四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演进状况，可以发现:由于中国社会的政治传统等原因，近代少数宪政精英一直在追求与努力宣扬的宪政理念，却很难被社会大众所广泛地理解与接受。由此，第六章具体从中国民主宪政的源头和基点、宪政建设的路径和动力、影响宪政建设的传统思维和价值观、宪政的社会认同等几个方面分析了传统观念对于宪政理念演进及宪政建设的重要影响，发现正如高一涵所分析:政治实质之变更，在国民多数心理所趋。也就是说，宪政建设的实际进展与国民对宪政理念的认同和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成正比。梁启超也在宪政理念的反思期指出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宪政上一味效法西方可能是一条走不通的路，西方宪政并非唯一的经典。因此，中国的宪政建设须融合中西政治之长，但要杜绝模仿之念，而自本自根地生成一新的政治制度。进而，该章强调必须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并阐明为契合“控权宪政理念和政治文明发展需要，须具体从五个方面对传统政治观念进行完善，从而使宪政理念及其实践建立在本原的民本思想及相应民本传统的基础上，并与传统文化及社会各领域一起均衡发展、逐步完善，共同推动民本统治规范发展并向民主宪政成功转型，以有力保障我国社会持续发展、国民安居乐业和国家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