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5年在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例之后，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艾滋病的监测、控制与治疗在政府工作中一直占主导地位。但是在取得可喜成果的同时，政策也显现出一些与逐步发展的艾滋病疫情不相适应的地方。早期的强制监测、限制隔离等措施，逐渐显现出负面影响，使得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自身的污名感不断增强，整个社会对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歧视也依然存在。那么是否政策本身存在问题呢?从2001年之后的政策中可以看出早期那些强制性措施的减少，代之的是对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关怀与救助，特别是2003年“四免一关怀”政策的出台，更是标志着中国艾滋病政策从原来的监控逐步转变为预防、控制、关怀和救助并举的综合防治路线。2004年民政部艾滋病救助政策的出台，成为中国第一个针对艾滋病感染者/患者、患者家属及患者遗孤进行生活救助的政策，确立了政府对这一特殊病种人群的关怀与救助。 近年来政府对艾滋病的关注以及相关的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社会科学对艾滋病问题的关注，不过迄今为止，还缺乏对现有政策，特别是艾滋病救助政策的评估和论证。本文将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国家艾滋病防治与救助政策，重点分析艾滋病救助政策的出台以及实施状况，在实证的基础上提出对完善艾滋病救助政策的建议。 文章主要观点和建议是艾滋病防治与救助政策的制定要消除歧视因素，将艾滋病与道德隔离开来，避免政策导向性的污名与社会歧视；作为特殊的救助群体，艾滋病救助对象应有特定的核定标准、救助水平、申请审批程序，对这类弱势群体需求的研究要进一步深入；提高救助的可及性，加大社会救助的力度，扩大救助范围，增大政府投入；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将艾滋病救助与现有社会救助政策有机整合，发挥最优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