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我国启动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正式起步。仅仅6年不到,人民币国际化就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截止2014年年底,人民币跨境收支结算总量累计突破16万亿元,仅2014年一年,跨境人民币收支结算总量就达到近10万亿元。同期海关进出口总额中人民币结算比例已经达到16%左右。海外人民币资金存量预计已达2.6万亿元左右。同时,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国家范围不断扩大,以人民币进行的国际货币合作不断深化。截止2014年年底,与我国发生人民币跨境收付结算的国家高达174个,与我国签订双边本币互换的各国中央银行达到28个,货币互换总金额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将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的各国央行和货币当局超过30家。根据SWIFT最新追踪报告,截止2015年4月,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占全球支付总额的2.03%。尽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面对美元等在位国际货币强有力的垄断优势,人民币国际化仍然面临诸多挑战。目前,人民币国际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何推动其进一步发展成为摆在国家决策层面前的重要课题。要想使人民币国际化获得更深入的发展,使其成为真正受全球接受和认可的国际货币,就必须对货币国际化的内在机理研究透彻,搞清其继续发展的动力和面临的障碍。本文将人民币国际化视为从“本币歧视”阶段的制度安排向“国际货币”的制度安排转变的制度变迁过程,用制度变迁的分析范式分析国家、企业这两个主要参与者之间的博弈,从而试图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动因、可持续性和影响因素形成有洞察力的见解。本文选题的意义有两方面。一方面,制度变迁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理解人民币国际化的崭新视角,使我们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内在机理形成更透彻的理解,从而有助于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制度变迁理论在分析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国企改革、转型国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目前尚未有人从制度变迁角度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货币国际化进行分析和解释。本文填补了这一空白,将制度变迁理论应用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分析,拓展制度变迁理论的解释范围和解释力。第一章论证人民币国际化为什么可以视为一个制度变迁过程,起到“破题”的作用。货币国际化有三个层次,一是“空间上的扩张”,即货币使用范围由一国向他国甚至全球扩张;二是“职能上的扩展”,即一国货币的职能从国内货币向国际货币扩展。隐藏在空间扩张、职能扩展背后的是货币国际化的第三个层次——“制度上的变迁”,这是人民币国际化深层次的含义。长期以来,我国把人民币同美元、欧元、日元等货币区别开来,建构并维持着“本币歧视”的制度框架:强行禁止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使用人民币,禁止在国际正规市场挂牌交易人民币,人为限制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功能。从“本币歧视”阶段的一系列相应制度安排向国际货币阶段的一系列相应制度安排转变的过程,不仅涉及一系列新制度安排的建立,也涉及一系列旧制度安排的调整、清理与重建。在这个意义上,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视为一个制度安排“束”的整体变迁过程,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适用于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分析。第三章提出基于新制度经济学“有效制度观”的分析框架:人民币国际化涉及两类主体——国家和企业。国家预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净收益大于转换成本时,才会提供正式制度供给;企业预期使用人民币进行国际结算的净收益大于转换成本时,才会采用人民币进行国际结算,推动非正式制度供给。人民币国际化这一制度变迁过程是由国家和企业共同推动的。在此基础上,我们构建了国家-企业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国家首先行动,在外部约束条件下选择正式制度的最优供给水平;企业观察到国家的选择后开始行动,以国家提供的制度供给水平作为约束条件,选择是否采用人民币结算。我们将人民币国际化的启动理解为国家和企业动态博弈的均衡结果之一。随外部约束条件变化,这一动态博弈会产生以下的均衡结果:第一、在外汇短缺和国家经济规模较小的计划经济时代,对于国家来说,本币国际化的预期净收益小于转换成本,因此国家在博弈第一阶段选择“本币歧视”的制度安排,博弈结束。第二、到了市场经济时代,随着经济规模增长和外汇紧缺程度下降,国家启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预期净收益不断提高,超过转换成本。但不幸的是,在国家的最优制度供给下,企业选择人民币结算的预期净收益小于转换成本,因此在第二阶段的博弈中,企业将选择“拒绝使用人民币进行国际结算”。由于参与者的效用函数是共同知识,国家可以预期到企业在第二阶段将拒绝使用人民币,因此国家在第一阶段的最优选择是继续维持“本币歧视”的制度安排。可见,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国家均缺乏提供正式制度供给的动力。第三、到了次贷危机之后,美国负债率、经常项目逆差高企,加上风险上升以及qe带来的贬值,都导致美元的信用程度下降。再加上我国经济规模持续扩大,国家启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预期净收益急剧上升。同时,国家外汇储备由短缺转为过剩,使国家启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转换成本下降,在这两个外部环境变动的作用下,国家在第一阶段的最优制度供给水平上升。在这一制度供给水平下,企业第二阶段选择人民币结算的预期净收益高于转换成本,从而选择“使用人民币进行国际结算”。国家预期到企业在第二阶段的选择,因此国家在第一阶段的最优选择是提供上述最优制度供给,即启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第四、国家启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之后,随着企业逐渐习惯人民币国际结算的制度安排,企业转换成本中的非正式制度转换成本下降为零,企业接受人民币国际结算的临界制度供给水平下降。此时,即使美元信用程度回升、经济规模下降导致国家预期净收益下降,或外汇由过剩重新转为稀缺,使转换成本上升,企业选择人民币结算的净收益仍然大于转换成本,因此在第二阶段的博弈中,企业仍将选择“使用人民币进行国际结算”。国家预期到企业在第二阶段的选择,因此国家在第一阶段的最优选择仍然是提供制度供给,即持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也就是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启动后,由于非制度转换成本下降为0,即使在一定程度内出现如经济衰退、美元恢复强势或者外汇储备由过剩转为稀缺等不利的外部环境条件变化,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仍然能持续下去。当然,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在“一定程度内”,如果外部条件退回到第一阶段,国家的风险成本曲线远高于收益曲线,那么“本币歧视”的制度安排将会再现。第四章构建货币选择模型,分析企业结算币种选择的影响因素。当中国企业和作为其对手方的外国企业都预期使用人民币的净收益大于转换成本时,人民币得到使用。反之,双方都预期使用人民币的净收益小于转换成本时,人民币退出流通。当仅有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时,双方产生分歧。此时,双方进行谈判,由受益方让渡一部分收益给受损方,弥补受损方的损失,只要受益方增加的收益大于受损方的损失,即能够实现卡尔多-希克斯改进(kaldor-hicksefficiency),双方最终会对人民币结算达成一致。在上述思路下,模型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其他条件不变时,美元使用初始规模越小、美元综合收益率越低、美元清算效率越低,企业越容易就人民币结算达成一致。这三项为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外部因素。第二,其他条件不变时,参与者对人民币流行程度的预期越高、人民币综合收益率越高、人民币清算系统效率越高、系统转换成本越低,企业越容易就人民币结算达成一致。这四项为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内部因素。主导国际货币地位的变化往往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历史上的国际货币竞争中,确实有因为外部因素突变导致替代的先例,比如美元对英镑在位币地位的替代,很大程度上是战后英镑币值暴跌所致。但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外部因素的变化,更要着眼于内部可控因素的改善,以便抓住外部因素突变的契机实现突破。根据模型得出的企业结算币种选择的影响因素,我们有针对性地提出国家应该提供的四类正式制度安排:提升预期的制度安排、扩大资本市场开放的制度安排、提高清算效率的制度安排、结算及其他配套制度(海关、商务等)安排等四类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制度安排。其中,前两类旨在提升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的净收益;后两类旨在降低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的转换成本。本文采用综合打分法对上述四类制度安排进行打分,分数经加权平均后得到制度供给指数(isi)。这一指数度量了国家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正式制度供给水平。最后,第五章以人民大学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渣打银行人民币环球指数(rgi)为被解释变量,以制度供给指数(isi)为核心解释变量,并选取通胀率、有效汇率等其他影响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建立实证模型进行协整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制度供给指数(isi)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上述四类制度安排对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一实证结果有力地证明了本文理论模型的结论:国家提供上述四类制度安排,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