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学作品《在路上》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以来,因其离经叛道的主题和即兴式的自发性写作手法引起了巨大争议。尽管批评界对此作品的评价褒贬不一,小说还是获得了经典文学的地位,并最终于1972年被企鹅出版社列入了“企鹅现代经典”系列丛书。《在路上》在中国的文学旅行跨越了半个多世纪,并且伴随着中译本的不断更新逐步完成。《在路上》在中国大陆有四个版本,其中陶跃庆和何晓丽、文楚安及王永年的译本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不可忽视的重要性。陶跃庆和何晓丽的版本是第一个公开发行的译本,对《在路上》在国内的普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98年由“垮掉一代”研究专家文楚安翻译的《在路上》是中国大陆的第一个全译本,澄清了过去的误读,突出了作品的积极意义。最新出版的是王永年的译本,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引发了读者和社会各界的一系列反响。出于这三个译本特殊性,笔者将它们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来进行分析比较研究。在过去,中国对《在路上》的译介研究比较缺乏,把几个译本进行历时研究更是罕见。就目前而言,对其的研究也只是从操控理论的角度来进行两个译本的对比分析。鉴于此,本文拟从翻译适应变异论的角度,对《在路上》的三个译本进行历时比较研究,以补充现有研究的不足。翻译适应变异论认为,翻译是人类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必然产物,是人类适应新环境的交际行为。在翻译过程中,为了适应变化了的交际环境,译者必定会采取某些变异性策略,最终产生不同的译本。鉴于此,翻译适应变异论很适合于文本的对比研究。本文以翻译适应变异论为理论基础,对《在路上》的三个译本进行历时比较研究,从译本的多维转换、读者反应以及译者素质三个方面来综合考查三个译本的整合适应变异度。对比发现,陶跃庆和何晓丽选择了通俗易懂的词汇、句子并省略了原文中生僻难懂的词语、句子,适应了当时读者的需要。文楚安为了满足当时读者的审美要求,主要采用了归化译法并适当地对文化进行注释,这都是他为了适应翻译语境有意为之的策略。相比而言,由于受到自已意识形态和当时翻译语境的影响,王永年采用了异化译法,并且选择的是比较欧化的词汇和句式,适应了那个年代的读者。由此看出,陶跃庆和何晓丽、文楚安及王永年的三个译本都体现了译者个人和所处时代的特点。这三个译本都是译者在各自翻译语境中适应和做出变异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