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拥有世界22％的人口，但只有世界8.71％的耕地。人多，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不足、分布不均、耕地质量潜在威胁多等诸多基本国情的存在，决定了耕地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87年以来，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来保护耕地，尽管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耕地减少的幅度有所控制，但事实上耕地保护的形势依然严峻，尤其在经济发达地区，伴随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土地利用需求的多样性、层次性逐渐显化，人地矛盾更为突出。例如广东省和浙江省，目前人均耕地分别为0.030公顷和0.038公顷，这一水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0％左右，耕地保护的紧迫性尤为明显。　　 耕地保护不力，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对耕地多功能性认识不足，价值未得到正确体现。尽管在全部的土地利用类型中，耕地就单一功能而言均非具有绝对优势，但土地的经济、社会及生态功能在耕地这种利用形式上具有共生性和协同性，耕地因此而具有相当强的综合比较优势，即耕地的多功能性价值较大。因此，探讨耕地多功能性的理论依据、价值结构，以及科学评价耕地对社会的贡献，对切实有效的制定和实施耕地保护政策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完成以下三方面的工作：其一，从价值的本质含义和耕地的内在特性出发，构建了耕地多功能性价值的三维逻辑模型；其二，从影响耕地多功能性价值总量的两个因素（单位面积耕地多功能性价值及耕地面积总量）出发，探讨了耕地多功能价值评价方法的选择，并引入支持向量机，对城市化快速发展地区的耕地非农化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其三，从耕地价值变化的视角分析了城市化的成本与效益，并构建了核算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以宁波市区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研究主要取得了以下成果。　　 第一，梳理了耕地多功能性保护理念的起源、内涵；从价值的哲学本质和耕地内在特性出发，构建了由功能维度（供给维度）、效用维度（需求维度）以及价值观主轴三个维度形成的耕地功能保护价值的多层次逻辑结构模型。并从层次性、发展性、动态性三个方面分析了其特征。　　 第二，在对已有耕地经济产出价值、社会保障价值、生态服务价值各种评价方法进行比选的基础上，形成耕地多功能保护价值的评价体系。并以宁波市区为例研究了其1996年～2007年以来的耕地多功能价值情况及变化规律。结果显示在此期间宁波市区单位耕地面积的价值上升了1.9倍，总价值上升了1.16倍。从价值总量变化看，总价值上升速度低于单位面积价值上升速度的主要原因是耕地非农化引起的耕地总量减少；从价值结构变化看，经济产出价值所占比重有上升趋势，社会保障价值不断下降，耕地资源经济产出价值的增长是耕地资源价值增长的主要因素。耕地多功能价值的结构变化证明，经济产出价值是社会保障价值和生态服务价值得以实现的基础，其增长是合理的；社会保障价值所占份额呈现下降趋势是需求重点变化所导致；生态价值的平稳变化说明耕地生态功能供给的欠缺，也解释了耕地数量的保证是耕地多功能价值总量得以体现的重要方面。　　 第三，从耕地价值变化的规律看，耕地非农化是价值总量减少的重要原因，也是影响特定地区耕地多功能价值总量的重要因素。本文引入支持向量回归机理论，选取总人口、非农人口比重、人均GDP、第一产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纯收入与纯收入比、粮食单产、农业机械总动力、粮食生产价格指数、粮食消费价格指数、耕地保护政策等14个因子作为输入变量，耕地面积作为输出变量构建了耕地面积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因素模型。并根据宁波市区1985年～2007年的数据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该SVM模型的预测误差在3％以内，具有较高的精度。在此基础上，探索了以上14个因素对模型的精度影响，并通过逐一排除法进行了各因素对输出变量的重要性排序和层次划分。　　 第四，从耕地多功能价值变化的视角构建了包括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损失、耕地开发成本、城市基础建设和维护成本、城市化和耕地的环境治理成本、耕地的生态服务价值损失、维护耕地粮食安全的成本、耕地的社会保障价值损失、国内生产总值、耕地发展权价值和税收等10个指标构成的城市化成本效益核算评价体系，探索了城市化进程中耕地价值转移的研究路径。实证测算显示，宁波市区城市化的成本呈缓慢上升趋势，而城市化的效益呈快速上升趋势；综合成本和效益，宁波市区城市化净效益不断增加。　　 第五，基于以上分析，结合日本、台湾的经验，提出城市化快速发展地区的耕地多功能保护对策。包括耕地多功能保护理念的树立、耕地多功能价值评价体系和合理经济补偿机制的重建、积极发展生态农业，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效果，增加科技投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