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正在推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健全各项制度成了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官员问责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和国家推动各项工作发展的利器,这就决定了必须大力完善官员问责制度。已有的研究中,偏重于从定性的角度强调官员问责制度应该是怎样的逻辑,侧重于从问责实践中去验证制度是否合理,但没有从历史的视野去考察官员问责制度建设这一过程,导致重复研究多,新视角切入少。本文将制度变迁理论引入官员问责制度建设研究中,运用文本分析法解构制度原貌,以期丰富官员问责制度研究的相关理论。按照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机构的设置与调整、相关法律规章的出台,本文将我国官员问责制度建设的基本历程分为初步探索(1949-1976年)、恢复发展(1976-2003年)、全面推进(2003-2013年)和总结深化(2013年至今)四个基本阶段。通过文本分析法,研究了各个阶段官员问责制度静态的基本状况,对官员问责制度的“角色规定、行为规定、度量标准、惩罚措施和程序规定”五个基本因子有了直观的了解。在制度变迁的视角下,本文把握了官员问责制度建设这一动态过程中的基本特点:制度建设的动力来源于高层、事件、技术多方的合力;制度建设的主要变迁方式是渐进式而非激进式;制度建设中存在着路径依赖现象;不同政府之间、不同领域之间、党和国家之间的官员问责制度存在着趋同化现象。基于实践的角度,本文认为我国官员问责制度建设形成了较完整的官员问责制度系统,强化了官员的责任意识,促进了政治生态建设、提高了国家治理能力。当然,官员问责制度建设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是地方政府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制度供给不均衡的情况;其次是具体制度中表现出异体问责制度建设相对薄弱、官员问责情形粗放化和问责程序有待优化的问题;再次是路径依赖增加了制度建设的成本;最后是绩效管理制度不完善、官员复出机制不健全、问责制度权威保障不力带来的功能性、政治性和社会性去制度化压力。为了构建中国特色官员问责制度,完善我国官员问责制度,本文主张制定《官员问责法》以实现制度供给均衡;强化异体问责制度建设、细化官员问责内容规范、优化官员问责程序规范来推动制度精细化建设以完善制度因子;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问责清单“三单制度”以弱化路径依赖;完善绩效管理制度、规范官员复出机制、维护问责制度权威来健全配套制度以消除去制度化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