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年前几个孤独的先行者拍出第一批DV纪录片作品,到今天DV似乎成了一种小资的时尚,艺术青年的春梦甚至大众媒体追捧的新宠。酒吧与咖啡馆竞相成为DV展映的主会场,一些电视台也陆续开出数档DV栏目。而在无风三尺浪的互联网上,已经有人发表了一系列的DV宣言与守则,欲与丹麦的Dogma95试比高。套用《阿Q正传》里的名言:一夜之间,大家都成了革命党。 对于职业纪录片创作者而言,DV是他们众多拍摄器材当中的一种选择。康健宁用DV拍《当兵》和他用BETA摄像机拍摄《阴阳》,从心态上说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只要这种工具的选择比较合理。对于致力于“个体表达”,把摄像机当作“自来水笔”的创作者来说,DV的问世第一次使影像创作如同文字写作一般随心所欲,同一台个人电脑既可以敲打汉字,又能够剪辑影片,这使得素来与影像无缘的文字作者们蓦然有了别样创作的可能。诗人、小说家纷纷上场。另外一批DV的拥护者——画家、前卫艺术家及其不安分的同党,则高举起“实验”的大旗。他们不满足于让这种鲜活的影像困囿于单纯纪录现实的窠臼,而是试图发现更多的可能性。 而DV更潜在而深刻的力量,是一种对普通民众的影像启蒙,是贩夫走卒都可以掌握并运用的纪录工具,是无数双眼睛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多元观察与描绘。从这个意义上说,云南德钦县藏族村民鼓捣的那几部关于制陶、酿酒与村中父老过圣诞的粗糙DV短片,丝毫不亚于那些在国际电影节上风光无限的豪华大片。 在攻读传播学研究生的三年中,除了专业理论方面的学习,对DV的热爱让我花费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DV创作,这种经历更有利于我将DV创作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进行对创作实践有启发性意义的研究分析。本文从DV纪录片的创作实践入手,对大量DV纪录片作品进行了研究分析,从对这些作品的分析中总结出DV纪录片的创作理念,选题思路以及创作手法特征;同时将其与传统电视纪录片的创作进行对比分析,试图从深层次对电视纪录片的创作进行反思,为中国纪录片的传统创作模式寻找创新点和突破口;在结尾处,笔者希望通过借鉴电视纪录片的发展轨迹和历程,为DV纪录片的创作和发展道路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