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唆犯是故意唆使他人犯罪的一种犯罪人。关于教唆犯的成立要件，理论界以二要件说为通说，即主观上有教唆他人犯罪的故意，其中既有直接故意，也有间接故意，但普遍认为不存在过失教唆的情形；客观上行为人实施了教唆他人犯罪的行为。　　教唆犯立法的理论前提包含了共犯理论、教唆犯属性理论以及处罚教唆犯的理论依据等。不同的理论前提的决定了不同的教唆犯立法体例。教唆犯属于广义共犯的一种，是按照分工确定的共犯人类型之一。理论界对教唆犯的属性认识有独立性说、从属性说和二重性说。关于教唆犯的处罚依据存在着法益侵害说、单纯惹起说等。　　我国的教唆犯集中规定于刑法第29条，从立法内容来看，采用了上述理论预设。教唆犯被作为共同犯罪人之一加以规制；对教唆犯的处罚视被教唆的人实施犯罪与否而有所不同，在被教唆对象没有实施被教唆的犯罪的情况下，教唆者仍然构成犯罪，由此可见我国教唆犯性质是兼有独立性和从属性的。另外，对于处罚教唆犯，我国现行立法既考虑了教唆犯自身的社会危害性，也注意了其教唆行为对他人产生的影响。我国教唆犯立法有着严密犯罪圈，防止教唆者逃脱法律制裁，进而预防社会犯罪的优点，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　　刑法第29条第一款对教唆犯的成立前提表述较为含糊，且按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起的“作用”进行处罚之规定与我国共同犯罪人的分类理论产生了分歧。另外，现行教唆犯规定中还存在“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表述不够具体，对“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这一条文的理解缺失了国民预测可能性，教唆犯在刑法总则中的规定与分则中教唆类犯罪不成体系等问题，因此对我国现行教唆犯立法的完善是很有必要的。　　针对上述提及的教唆犯在立法上存在的缺陷，提出解决方案如下：首先，明确规定教唆犯的成立前提为被教唆人实行犯罪行为；其次，增设间接正犯，与教唆犯竞合的，择一重罪处理；再次，在分则中设立单独的教唆罪；最后，设立除外规定应对分则中的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