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高达9.9%的增长速度一度被称为“中国奇迹”，这种高速经济增长源于多种因素，人口红利就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David E. Bloom等在2003年把人口转变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经济增长的机遇称为“DemographicDividend”(人口红利)。中国自1950年至20世纪70年代之前经历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人口增长率向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人口增长率的人口结构转变。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此后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人口结构再一次发生了转变，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人口增长率逐渐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人口增长率。这种再一次的人口结构转变使得中国由高少儿抚养比变成高劳动年龄人口比，也就是说总抚养比（要抚养的儿童和要赡养的老龄人口之和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出现大幅度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幅度上升。但是，人口结构转变产生的大量劳动人口并不必然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这其中暗含一个前提条件，即这些劳动人口必须就业，成为产业工人。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政策逐步放宽了城乡相互隔离的户籍政策，允许农村人口向小城镇和城市流动。结果，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从落后低效的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相对高效的现代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成为生产率较高的劳动力。这种人口的转型一方面减少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提高了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为城市的现代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供给，降低了生产成本。因此，高劳动年龄人口比和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提高共同促进了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这种促进作用即为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包括劳动力供给、储蓄、人力资本和劳动力配置效率：充足的劳动供给维持了低工资水平从而低生产成本；劳动人口是社会中储蓄的主要人群，高储蓄率为经济发展提供资本；家庭规模的缩小和知识创造财富的示范效应使人们更重视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的投资，结果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有利于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非农部门就业提高了他们的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浙江的人口变化态势与全国基本相同，但人口出生率要低于全国水平，死亡率与全国基本持平。因而，浙江于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人口红利期，较全国早了将近10年左右的时间。本文分不同时间段实证分析了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对浙江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从80年代至本世纪初期间，这种人口红利确实促进了浙江经济增长，它的贡献达到一定份额，其中1982-1995年期间的贡献超过四分之一。此外，浙江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成为人口净流入地区以来，省外流入人口逐年上升，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外来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占绝大多数，他们的流入使浙江人口结构进一步年轻化，生产性更强，产生的人口红利效应更大。本文对省外净流入人口对浙江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计算了每一年的贡献度和贡献率，结果表明外来流动人口在浙江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城市政府应对此予以肯定并给予农民工“市民待遇”。人口红利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随着上世纪80年代开始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人们生育观念随着收入提高发生的变化，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新增劳动人口不断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进程迫近刘易斯转折点。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递减，并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消失。如果以总人口抚养比由下降转为上升的转折点作为人口红利消失的标志，那么浙江的人口红利窗口将会在2010底之后关闭；如果以总人口抚养比超过50%的临界点作为人口红利消失的标志，则浙江人口红利将于2034年左右消失，由于人口的迁移而推迟了4年。为了应对人口红利递减乃至消失的挑战，本文最后提出了进一步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发掘第二次人口红利，加大对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的人力资本投资，更加关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及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