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初文坛领袖人物,王士祯的诗论“神韵说”流传于世,闻名遐迩,且影响深远。李朝文人“后四家”燕行后,将神韵说介绍至本国。申纬拥有“李朝汉诗创作最高峰”之称,身为“后四家”之后辈,继承了前辈对清朝诗歌的受容传统,沉醉于王士祯的神韵说。本论文首先整理了王士祯神韵说在朝鲜传播的过程。李德懋在《清脾录》中将王士祯及其著作介绍到李朝,随即在“后四家”及其他文人中传播开来；申纬作为其后辈,1812年燕行之前曾接触过王士祯的著作,燕行时向王士祯的门生的弟子翁方纲学诗,至此他对王士祯有了更深认识。诗论方面,王士祯将诗达到深奥的境界称之为禅家的“悟境”,强调诗禅一致,他在展开诗论的同时引入画论并主张诗画一致。申纬对其说甚为赞同,并通过吸收与创新融入自己的诗论中。诗作方面,本文通过两人的诗歌作品《东人论诗绝句》与《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以及《后秋柳诗》与《秋柳诗》的对比,揭示出申纬对王士祯神韵诗作及诗语的内容存在模仿,然而并不仅仅止于模仿,在形式方面也进行了创新。本文的重点是集中对王士祯及申纬诗的意象美展开研究,通过对两人创作的山水田园诗、咏物诗、题画诗详细而深入的分析,认为王士祯的神韵诗清·远、冲淡、含蓄；申纬诗中对其神韵诗风格接受的同时也展现出淡泊、脱俗与含蓄的特征。申纬在诗歌创作及文学接受过程中摆脱了对王士祯诗学的表层接受,进而显示了其深层的接受与创新。王士祯的神韵说在朝鲜传播,不仅拓宽了两国文学交流的领域,还为文学交流掀开了新的一页。申纬接受王士祯的神韵说时并非按部就班,而是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文化特征及个人的趣向,不断开拓创新,从而使传统民族文化得以长久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