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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决策、融资决策和股利决策是公司现代治理中十分重要的三大决策,许多国内外的研究学者也对上市公司的这三个问题十分关注。在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规模持续增长,但投资资金的使用效率却没有得到相应提高。许多公司都进行了盲目的规模扩张,投入了各种低效率项目,从而可能导致公司在盲目投资过后的财务困境。同时,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股利分配政策逐渐成为了投资者和监管者所关注的焦点,根据股利政策的代理模型和信号模型,公司分配现金股利能够有助于降低道德风险,减少逆向选择。因此,本文即从现金股利与上市公司投资-自由现金流之间的相关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的投资理论和股利政策理论进行了回顾和梳理,同时在结合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支出现状和现金股利政策现状进行了介绍,并分析了其形成的原因。在理论与实际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认为我国资本市场确实存在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同时,现金股利具有一定的治理作用,能够影响投资-自由现金流之间的相关关系,改善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在进行实证研究部分,本文使用2006-2011年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借鉴Richardson(2006)(?)勺模型对样本组进行划分,划分为现金流富余过度投资组与现金流紧缺投资不足组进行实证研究,同时还考虑了不同股权性质对现金股利政策治理作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我国资本市场符合Jenson(1986)提出的自由现金流理论,公司自由现金流是影响企业管理层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2)现金股利能够发挥代理成本理论的作用,帮助改善过度投资与富裕自由现金流之间的关系,缓解过度投资问题,并且在非国有企业中的现金股利政策的治理作用要显著于国有企业；(3)在自由现金流缺乏且投资不足的上市公司中,现金股利的信号传递理论发挥的作用不显著,企业无法通过股利政策抑制投资不足与自由现金流之问的敏感性关系,相反甚至还可能会加剧投资不足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