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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但知识的流动性和非私人品等性质，使得一国经济增长不仅得益于国内的知识积累，也受益于他国经济的知识溢出。新贸易理论认为贸易是国家之间知识溢出的主要渠道，Coe andHelpman(1995)首先对贸易的溢出效应作出了创新性的研究。随着对知识溢出问题的深入研究，又有不少学者先后探讨了对外投资和非体现型知识溢出渠道对一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学者们从理论上证实了贸易、FDI和非体现型知识溢出三种渠道对一国技术水平的影响，但在实证检验中并未取得一致进展。目前，学术界对贸易和FDI的溢出效应的研究文献较多，但对非体现型知识溢出渠道的效应研究较为有限，而国内对三者统一的研究更显不足。论文在回顾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将跨国知识溢出的三种传导路径统一在一个研究框架内，从贸易、FDI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三个方面的理论分析出发，对不同传导路径的知识溢出效应进行较为详细的阐述。基于相关理论分析，论文在CH模型的基础进行拓展，构建了一个包含三种传导路径的扩展计量模型，采用动态最小二乘法（DOLS）,选取1981－2010共30年的样本期，并按照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类型选取了40个国家，将这些国家分成五种类型，分别研究三种不同传导路径下的国外R&D资本的知识溢出对国内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并将全要素生产率细划分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两个指标，探讨不同类型的知识溢出渠道对不同的技术类别所产生的影响。通过本文的研究发现：发达国家G7国和OECD国各国生产率水平主要是由国内R&D资本存量以及人力资本决定的；亚洲四小龙各国国内R&D资本存量、人力资本以及来自贸易和FDI的国外R&D存量对国内技术水平有着重要影响，但来自国际交流与合作形成的国外R&D资本的影响并不显著；亚洲四小虎与金砖五国国内R&D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影响效应并不十分显著，而来自国外的R&D资本存量对技术进步有着促进作用，但对技术效率则呈现负相关。基于上述研究结论，论文对我国如何利用跨国知识溢出的传导效应促进国内技术进步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