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大量研究证实了包括城市公园绿地在内多数类型自然环境的健康促进作用,并从先天偏好或后天习得等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解释。由此,面对日益显现和复杂化的公众健康问题,“基于自然环境的公众健康干预”成为一种可能。然而,在不可逆的城市化尤其是城市高密度化趋势下,其面临由城市人口和灰色用地持续致密带来的人多地少的刚性约束。在此情况下,为提升应用实践的效率,研究焦点有必要从过去注重结果的“自然是否影响健康”转向注重过程的“自然如何影响健康”。以此为研究背景,本文在分析高密度城市公园绿地小型化发展趋势和述评研究所涉核心议题“自然-健康”研究现状基础上,以“自然如何影响健康”为问题导向,从关联路径的定性分析、结合实例针对调节因素的定量研究、以及调节因素控制方法的探索等方面开展了研究。1.关联路径的定性分析表明,目前基于既往研究证据和理论建构形成的从自然环境、到中介效益、再到健康结果的“线性化”关联路径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确立的“理论”关联路径。其还不足以支持面向公众健康的应用实践,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对能使此过程“非线性化”的调节因素及其控制方法的研究。为此,在对比理论和现实情境中自然与健康关联过程异同的基础上,借助生态系统服务原理、统计学中介-调节原理,本文尝试提出了包含7个环节的“自然与健康现实关联路径概念模型”。其中,由“自然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功能-生态系统服务-健康福祉”4个环节组成的中介过程,可被使用自然环节有关的3个不同位置的调节因素影响。据社会生态理论,调节因素可被分为需求端相关因素和供给端相关因素。该模型可为将来具有良好生态效度的研究提供理论参考,也可为本文下一步针对调节因素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依据。2.依托典型高密度城市区域小型公园绿地实例的定量研究表明:1)在高密度城市中小型公园绿地与综合公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相较于后者,前者更易被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近使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小型公园绿地能够完全替代综合公园等大型公园绿地。人们可能不是因为更加偏好而优先使用小型公园绿地,而是现实约束下对自然环境需求的一种“补偿行为”。2)小型公园绿地使用具有一定的健康促进作用(以情绪效价为健康指标)。小型公园绿地使用频率能解释情绪效价变化中的1.61%,使用频率每上升1个梯度,被调查者的情绪效价增加0.086梯度。虽然健康效益有限,但因此类公园绿地具备数量大、分布广、可达性强、相对易于改造等特点而拥有大量潜在使用人群以及不可忽略的健康改善潜力。因此,未来以健康为导向的城市公园绿地研究和实践有必要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类别。3)即使在邻近性、可达性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现实世界中小型公园绿地使用仍具有显著的社会分异性,表现为不同收入、教育、年龄、及家庭结构的人群在使用频率上的显著差异。其中,中低收入、中低教育、老龄及有孩人群具有相对更高的使用频率意味着在高密度城市中小型公园绿地对于改善与经济、教育和年龄相关的健康不公平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分析表明,不同人群之间使用频率差异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使用机会”而在于“使用动机”上的不同。4)人们对小型公园绿地的主要使用动机为放松减压、享受好天气、社会交往、运动健身等。这些使用动机在不同年龄、性别或收入人群中的分布具有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显示,使用动机的差异化可归因于不同特征人群的社会经济状况、生活方式偏好或个人原因,并且这种差异可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使用频率上的差异。5)小型公园绿地环境特征对使用动机有明显的支持或限制作用。其中,有利于放松减压的环境特征为较多地被、较多灌木、地形变化、自然园路等,而特殊植被、游乐设施、集散空间、园外干扰等对此动机有一定限制作用;有利于社会交往的环境特征为硬铺园路、休憩设施、游乐设施;限制这一动机的环境特征为较多灌木和地形变化。此外,在小型公园绿地中,一些环境特征不能同时支持多种动机,如灌木围合空间支持放松减压的同时阻碍社会交往。3.调节因素控制方法的探索表明,结合了可供性模型的由“探寻证据—运用证据—总结证据”3个阶段组成的循证设计方法可用于处理小型公园绿地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可提升该过程的有效性。